自工业革命以来,地球气候变化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全球气候变化,毫无疑问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环境问题之一。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气候系统,全球气候变化可能性的科学证据致使公众对此问题日益关心,国际社会也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要求对气候变化进行研究并制定相应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被推上政治日程。　　 1997年12月1日至11日,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日本京都召开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基础上对于如何缓解气候变化以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做出了细化的规定和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减排目标它规定附件一缔约方(主要是发达国家)应该个别地或共同地确保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8年至2012年的承诺期(第一承诺期)内比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2％,同时还确定了帮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减少其减排成本的三种“灵活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与国际排污权交易。2004年11月18日俄罗斯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并将批准书递交联合国后,该协议于2005年2月16日自动生效。　　 由于发达国家国内减排成本比较高,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这就推动了新能源企业清洁发展机制(CDM)国际合作的展开,即发展中国家的新能源企业可以在减少二氧化碳排量的同时,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　　 清洁发展机制(CDM)相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进行CDM能力建设和推广相对较晚,远远落后于巴西、印度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研究表明,中国是温室气体减排潜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因为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较好的政策环境与经济发展潜力,开展CDM合作的市场前景广阔,为主要的发达国家所看好。同时如果CDM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将有可能成为吸引技术含量高、结构更加合理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新渠道,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阐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不断增加,负荷过重和遭到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也为人类解决环境问题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可能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环境的负外部性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环境的负外部性即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和个人,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往往只计算对自身利益产生直接影响的成本和收益,不考虑其他活动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有时甚至将环境成本转嫁给他人和未来,造成单个市场主体的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出现环境负外部性。　　 作者认为,清洁发展机制(CDM)其实是科斯定理的现实运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H.Coase)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如果人们对产权有明确的界定,人们可以不费成本地进行谈判协商,即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有关各方会适当地考虑自己的行为及其给他人带来的影响,资源可以实现有效配置。这样,使他人受到危害的企业或个人必须为这种危害支付代价,而给他人带来利益的企业或个人又能从这种利益中得到补偿,外部效应可以得到解决。他还进一步说明,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管哪方当事人被赋予哪种产权,结果都将是相同的,这就是科斯第一定理。　　 同时,清洁发展机制(CDM)也是排污权交易的一种形式。排污权交易的主要思想是:在满足环境要求的条件下,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这种权利通常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被买入和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其做法一般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出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该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政府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利,如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等,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利能合法地买卖。　　 而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89年第15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严格定义: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发展,而且绝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　　 最后本文以山西省为例,介绍了该省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开发利用煤层气资源的现状,分析了目前该省煤层气产业引入清洁发展机制前后经济效益的变化,阐述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对山西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