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的扩张,股东的范围和人数在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的变化,“股东会中心主义”逐渐变得不合时宜,股东权力不断被削弱,取而代之是董事权力的扩大,董事会逐渐成为公司做出决策的核心机关,同时也与公司利益和发展息息相关。董事掌握着公司的运行情况,对公司的信息有全面的了解,董事权力的急速膨胀使得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来约束董事的行为。因此对董事权力的约束和监督尤为重要,立法上也在不断顺应时代发展形势做出相应的更新和改变,董事职务解任的制度应运而生。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于2019年4月29日起实施,其中第三条对公司董事职务的无因解任以及职务被解任后的补偿问题进行了规定。在此规定出台以前,关于董事职务解任的规定也发生过几次变化,我国1993年《公司法》明确表明,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任任期届满前的董事职务,在当时的情形下,我国对董事职务的解任是有条件的,不可无故解任;而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后删除了这一规定,可见其删除背后的态度,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否则无论是否有理由,股东(大)会均可以罢免董事。其实在司法实践以及我国学者的主流观点中,已经默认了董事职务的无因解任,但未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的出台对此做了明文规定,可见我国立法上对公司运行的效率也更加注重。我国在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今公司的运行模式使得董事的地位更加重要,即使可以无因解任,背后也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探讨并加以解决。在公司无因解任董事职务的规定中,最重要的是实现公司股东和董事之间的利益平衡,《公司法司法解释(五)》更加强调股东(大)会对公司的控制权,对董事的补偿则是笼统规定,因此本文探讨的出发点是实现两方的利益平衡。对此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首先是公司与董事间的法律关系的探讨,我国立法没有对此进行规定,尽管理论界和实践中大多认可了二者之间是民法上的委任关系,但实践中仍然存在适用不统一的情况,由此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因此笔者认为该方面仍然有讨论和完善的必要,什么样的关系才能更好的保护各方利益,使实践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争议是值得研究的。其次,关于董事补偿问题,我国司法解释规定不够明确,因此在董事救济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探讨。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董事解任的含义和功能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同时联系我国司法实务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争议进行分析。其次选取几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研究了他们关于董事解任及法律关系的相关规定,并分析了历年来我国关于董事解任制度的立法变化。第二部分主要是从董事与公司间利益平衡的角度来分析有因解任和无因解任的利弊,在董事与公司的利益方面,他们的关注点各有不同,无法做到维护二者利益的有效平衡。然后,笔者分别研究了两种不同解任方式背后的法律依据,分析得出单一的法律关系对董事与公司的利益保护明显不足,职务上的无因解任与合同上的有因解除相结合是一种更好的方式。第三部分首先是介绍德国法上关于董事解任的“分离原则”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分析其合理性及优势,然后借鉴其理念,认为我国董事与公司间既存在组织法上的任命关系,也存在合同法上的聘用关系。第四部分是分析双重关系下董事职务解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首先是组织法上任命关系的终止,对应的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五)》规定的董事补偿问题,笔者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做法简单的对我国董事补偿问题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次是聘用合同的解除,董事职务被公司解任涉及到合同违约问题,因此董事享有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双重关系下更好的保护董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