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主旨是考察1917～1949年中国现代作家论兴起、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作家论在1917～1949年间的兴起、发展与嬗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与批评现象。本文主要通过对1917～1949年中国现代作家论兴起、发展与流变历程的梳理和分析,来探究中国现代作家论的批评特色、嬗变本质以及它兴起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和经验教训,并希冀由此进一步探察这段已悄然逝去的作家论批评史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认为,对1917～1949年中国现代作家论的考察评论应该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一方面,对1917～1949年中国现代作家论的分析考察首先必须把它还原至其原有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展现它发展、变迁的生动历史进程和揭示它自身特有的历史特性、存在的价值意义及其限度；另一方面,研究1917～1949年的中国现代作家论又必须运用历史和逻辑的分析方法,从批评对象同它兴起、发展、流变的那个社会之间的具体联系中,去发现其发展演化的逻辑规律,探究和阐释1917～1949年中国现代作家论在不同时段发展、变迁的理论依据及其发展嬗变的潜在规律。因此,本论题不求面面俱到地详尽阐述1917～1949年间的所有现代作家论,而是力求在还原各个时段的历史语境中,以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探讨各时段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论撰著者与现代作家论兴起发展嬗变间的内在关系和宏观勾勒现代作家论在1917～1949年兴起发展与流动变化的整体历程,以及运用史论结合的阐释方式,思考1917～1949年中国现代作家论批评文体的嬗变本质与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　　 本文的主体部分由“绪论”、正文三章及“余论”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在对问题的缘起进行说明、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和对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本论题所具有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第一章:现代“作家论”的先导。这一部分主要考察1917～1927年的作家论,探讨在中国现代作家论正式诞生之前,在中国文学批评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已萌生出诸多现代批评意识和初步显现出异于中国传统作家论的现代新特征的作家论,在中西文化思潮的冲撞、汇合及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参照比较的时代语境里,所演绎出的过渡转换特色与具有的重要价值。本部分共分为三节,其中第一节主要从宏观综合的批评视角出发,论述1917～1927年作家论的整体概况。文章认为,在中国文学批评竭力摆脱固有批评传统与充分吸纳西方批评理论的全面现代转型的批评语境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作家论,在批评观念、批评方法、运思方式、批评对象及批评话语等方面皆体现出的鲜明现代价值取向,标示着作家论的现代化历程已经开始起步。尽管1917～1927年的作家论并未完全奔突出中国传统作家论之固有体系,其新旧交替、中西杂糅的过渡转换痕迹,亦使得它过多的着上了传统作家论的斑斑印痕,并因此注定了这一时期只能成为中国现代作家论的孕育萌生期,但本时期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论,却对20世纪20年代末现代作家论的最终诞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二、三节进入具体深入的个案研究,分别探讨梁启超与新文学批评家的作家论写作,探究它们的批评特质及其在作家论批评文体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文章指出,作为中国社会现代性生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的梁启超,以自己的批评实践催生了中国作家论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他立足于传统文化本位的“回归”境遇撰著的既承续中国传统作家批评之精髓,又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传统之固有规范的、初具现代意义的作家论,以其富含鲜明现代价值取向的批评理念及其批评特色,演绎出了中国现代作家论的序幕之曲,并由此确立了自己在现代作家论发展历程中筚路蓝缕的先驱者地位。而以胡适、张定璜等为代表的新文学批评家,则亦以力图挣脱内在传统文化桎梏的、初露现代批评新质的作家论写作,为后来现代作家论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章:现代“作家论”的建构与发展。这一部分主要考察1927～1937年的现代作家论,探讨孕育萌动于1917～1927年的现代作家论,在历经十余年的过渡性转变后,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型现代作家论批评文体,在多声部的交流与对话中所获得的长足发展。本部分共分为四节,其中第一节是对该时期的现代作家论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首先,探讨现代作家论批评体式的建构问题及概述其创建之后随之而来的写作热潮；其次,阐述这一时期现代作家论的整体批评特色。第二至四节则分别阐述左翼批评家、“京派”批评家以及本时期其他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所撰著的作家论,探究它们各自的批评特性、体式特征和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论撰写者及其作家论文本在中国现代作家论兴起、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价值、意义或限度。文章认为,以茅盾、钱邨、胡风等为代表的满怀社会关怀的左翼批评家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指导下,以注重研究文学现象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注重剖析作家的思想倾向与文学现象之社会功用的、各具特色的作家批评体式,写下了一名左翼批评家对于中国现代新文学的特殊关怀；认为以沈从文、李长之等为代表的、主张文学是创作者主体性之审美表现的“京派”批评家,在相对轻视社会与历史的批评尺度中,致力于从探索研究对象的美学质素和美学特征的角度来操持现代作家论的写作,他们在推崇文学批评的审美尺度中着力强调的是批评者的主体参与意识和对批评对象进行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开掘:认为以苏雪林、许杰等为代表的其他现代作家论写作者,以有别于左翼批评家和“京派”批评家笔下的独具特色的现代作家论文本,写下了自己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对于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独特理解。　　 第三章:现代“作家论”的发展新取向。这一部分主要考察1937～1949年的现代作家论,探讨本阶段在民族救亡与阶级斗争之双重时代语境下的现代作家论,在参与历史的进程中,以更具政治功利性的发展新取向所显现出的战时独特而复杂的批评景观。本部分共分为三节,其中第一节主要从综合宏观的研究视角出发,阐述1937～1949年现代作家论的总体发展概况。文章认为,本阶段始终沐浴在战火之中的现代作家论在战时特殊的政治、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下,在对前一历史时期多元共生的作家批评体式的定向选择与规范统合中,最终建构起了这一时期具有鲜明政治倾向与浓厚政治色彩的作家批评范式。第二、三节则从战时形成的特殊地缘文化出发,分别论述国统区与解放区有代表性的作家论写作者所撰著的批评文本,考察辨析它们的批评特质及在本阶段现代作家论发展演进历程中的意义与价值。文章指出,在本时期国统区的现代作家论写作中,尽管仍然存在以唐浞为代表的艺术之美的实践者与追求者,但它却无法改变本阶段国统区以郭沫若作家论为代表的倾向于政治功利性评判的现代作家论的主要批评走向和其总体上从属并服务于政治的基本批评事实；指出紧紧围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开展的解放区现代作家论写作,在浓郁的政治氛围里忠实地实践着“讲话”所提出的“文艺服从于政治”①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②的批评宗旨。　　 “余论”:关于中国现代“作家论”(1917～1949年)发展进程的思考。这一部分主要对中国现代作家论在1917～1949年的发展演化进程进行总结性论述。文章认为,1917～1949年中国现代作家论的发展嬗变,实际上是一个从自由多元逐渐到相对单一、集中的发展变迁流程,它的酝酿形成与发展流变,充分体现的是其与现代社会政治文化间的深刻联系。进而文章指出,尽管作为植根于现实土壤上的批评之花,1917～1949年的中国现代作家论在与时代社会的紧密联系中所表现出的愈来愈纯化的政治化发展倾向,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然而这种在特定的时代环境里符合现实需要的批评选择,仍不可避免地显现出了它自身受制于现实政治的某种批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