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族国家相伴而生的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着和民族国家相同的历史和政治功能:与教权相对抗，对俗权的强调;在对上帝的信仰已经崩解的社会中，为社会一体化提供基础和动力;欧洲纷繁的战乱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强大的主权是实现和平和安全的可靠保障……　　然而，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主权和民族国家越来越受到冲击。根据霍布斯的主权理论，一个强大的“利维坦”其目的主要在维护国内的和平，国家与国家之间依然是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国际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接连而至的战争灾难使欧洲人民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国家并不必然地带来安全。对于民族国家和主权的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欧洲需要走向联合，在国家之上建立一个“联邦”，而这必然地需要现有成员国让渡出部分主权。　　全球化也使民族国家日渐丧失其旧有功能。在全球化的经济活动中，国家的政治手段难以对经济行为实行控制，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国家主权不再如以前一样神圣了。　　主权是历史的产物，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它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在特有的历史环境中产生，也具有特有的历史功能。从政治哲学的视野来看，主权和主权理论的出现事实上意味着人类政治理想的下降:古希腊的城邦代表着一种对善好的生活的追求，而主权国家的目的在于追求和平。　　当历史条件发生改变，当主权国家不再能为人民提供安全与和平，主权国家必然蜕化，主权理论也随之羽化成另外的一种形式。在向超国家让渡主权的过程中，主权的内在矛盾必然带来新的困难，欧洲一体化已经是不可扭转的事实，但也不可能沿着绝对的坦途前进，将要面对的阻力也将是必然并且显然的。和平不是政治的最高目标，一体化的实现、强有力的超国家组织的建立也不必然带来一个充满活力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