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司各特创作《威弗利》以来，评论界就一直关注小说中对苏格兰历史的矛盾性表述。但是，长期以来批评家们要么把这种冲突归结为作者本人对苏格兰传统文化的矛盾情结，要么归结为小说主人公成长中的态度转变。这两种方法都被现代文论视为不可取。前一种传统的传记式批评最终会陷入新批评所谓的意图谬误，因为新批评派认为作者的意图对作品的意义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后一种又束缚于文本之内，完全割裂了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使问题没有最终得到解决。基于前人对《威弗利》中严肃的悲剧性和滑稽的喜剧性这对基本冲突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进一步探索作家和文本背后的文化历史根源。后殖民主义广泛使用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产生知识的话语其实受到权力的隐秘操纵。根据后殖民理论，文本的生成和意义的赋予不在作者和文本本身，而在于生产文本的话语。在英国的主流话语中，苏格兰一直被表述为他者：野蛮，无知，未开化，(所以需要殖民者为他们带来文明的火炬)，贫穷，可怕，(所以需要殖民者的控制)。作为苏格兰后裔的英国公民，司各特看到了主流话语对苏格兰的歪曲。为了纠正苏格兰的传统形象，司各特试图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威弗利》中重构苏格兰的真实历史和文化。然而，作者在《威弗利》中试图颠覆主流话语的努力反而与主流话语合谋。 司各特首先通过消除读者的戒备，进入主流话语。由于初写小说与最终发表相差九年，小说副标题一六十年之前成功地避开了令当时的英国读者谈虎色变的1745年苏格兰起义。成功地消除了读者的前理解，进入主流话语，作者便着手重构被殖民主义压制的苏格兰历史：古老苏格兰的忠诚，好客，价值和荣誉。与主流话语中的传统表述完全不同，司各特笔下的苏格兰人并不野蛮，可怕，而是仁慈，文雅，热情，友好，他们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机社会里。因此，与主流话语中把1745年苏格兰起义作喜剧性的表述为未开化的苏格兰人觊觎英国王位相对，对于高地苏格兰人来说这是他们为保持即将逝去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最后一次努力。于是，如此高贵的民族从这片土地上消失成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悲剧。由此可见，司各特从内部颠覆了主流话语并重构了被压制的苏格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