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多段抽样对江西省T县三个乡镇四个乡村进行实地调查,采取问卷调查和典型个案深入访谈的研究方法搜集资料,结合乡村精英理论与环境正义理论,重点考察四个乡村退耕还林的整个过程,揭示营利型精英的产生机制、行为逻辑及其影响。　　 在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控制的弱化、市场经济工具理性的膨胀、传统网络的丧失引发了转型期农村社会关系和乡村政治结构变迁,因而在乡村精英中产生了营利型精英这一群体。政府控制的弱化形成了乡村精英营利的空间,而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传统网络的丧失则为精英的营利行为提供了合法化的基础。这三者对乡村政治结构的交互作用就是营利型精英产生的机制。　　 营利型精英的行为逻辑是,利用介于政府和乡村之间的优势位置,套取政府和乡村双方利益归为自己所有。一方面,营利型精英攫取国家政策资源;另一方面垄断了乡村公共资源的配置权。在退耕还林实施过程中,营利型精英获取了大量的非正当利益。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称以及社会资本优势抢夺退耕还林的指标、补贴等,利用职权或地位占用良田用于退耕还林,欺骗、强制农民签订合同等。这些行为并没有得到国家与社会相当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营利型精英的行为使退耕还林工程面临较大的道德风险。尽管大户承包制退耕还林取得了高效率,但营利型精英的行为严重削弱了其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拉大了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损害了环境正义,恶化了乡村治理结构。从乡村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乡村营利型精英的行为是导致环境不正义的根本原因,所以研究退耕还林应结合乡村精英理论与环境正义理论。　　 因此,培育协商型精英,建立一个开放有序、民主自治的乡村治理结构,是确保退耕还林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