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许多地区的乡村进入了转型发展的新阶段。但是，也有很多乡村仍旧面临农业基础薄弱、乡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社区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村域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探讨村域发展过程及其机理、乡村资源优化配置与环境综合整治、乡村政策评估，进而认识和揭示区域乡村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为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美丽乡村提供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研究报告基于在我国传统欠发达农区、大城市郊区、西部山地丘陵区等不同类型地区典型村域开展的实地调查和案例分析，凝练了四个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进行研究，着力研究村域发展过程及其机理、乡村环境综合整治与资源优化配置、乡村政策评估。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⑴基于对黄淮海平原3个典型县区内5个代表性村域在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影响因素、共性特征的系统考察，探讨了传统农区农业型村域转型发展的过程特征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①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内源性影响因素以及制度安排、市场需求和专业技术等外源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案例村域大致经历了缓慢发展、逐渐起步、转型发展三个阶段。②案例村域转型发展过程的共性特征包括:重视民众参与;以能人为关键主体，着力实现内发动力与外发动力的统筹协调;日益重视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创新是村域发展的力量源泉;战略、规划及行动力是村域发展的重要支撑;村域发展是一个自组织、网络化的动态过程。③其内在机理可归纳为:村民是村域发展的主体，能人是村域发展的核心因素，能人基于对村域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意愿、市场供需、政策导向、外域经验的洞察，着力激发内部动力、整合外部动力，共同构建协作组织、开展学习创新、制定发展战略、发展社会分工、参与市场竞争，切实推进村域自然—生态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制度—社会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村域转型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时期，为加速传统农区的村域转型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应注重村域生产体系和城镇生产体系的要素融通、信息互享、产业融合、功能互补。　　⑵基于村域转型发展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的理论分析，以地处北京郊区的北村为例，剖析了大城市郊区典型村域在“种、养、加、旅”四业协调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效应及其优化调控过程、特征与内在机理。案例研究发现：①改革开放以来北村经历了缓慢发展、逐渐起步和转型升级三个阶段;②北村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资源投入从低效率向高效率转变，环境污染从高污染向低污染转变，环境污染指数曲线具有倒“U”型特征;③优化调控过程可分解为问题呈现、观察评估、激发整合、功能赋予、联合行动和系统重构六个环节;④调控目标得以实现的内在机理在于，以干部、能人和合作组织为核心，成功激发了普通村民和驻村企业的内生需求，有效整合了各级政府、技术单位的外部力量，并以优化资源环境要素为共同目标，顺利构建了目标明确、功能明晰、技术可行、效益良好的行动者网络。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及资源环境效应调控应着力增强内发响应机制、优化外源干预机制，尤其要注重环保意识、发展能力、社会责任、科技支撑及管控机制的提增、完善和耦合。　　⑶以黄淮海平原农区内河南省郸城县的赤村和王村为例，基于座谈、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深入剖析其空心村整治的过程、机理、效果、适应性和障碍点。研究认为，案例村域通过参与式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与配置，特别是借助自组织的乡村规划、民主决策机制、内生性制度创新等，实现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预期目标，改善了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了耕地面积，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产业的发展。案例村域的整治实践对于新时期的参与式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村镇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其主导性、能动性的前提下，政府适度扶持，科学推进传统农区的空心村整治，借以实现村域土地利用优化配置，可为增加耕地面积、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粮食供需平衡、推进新农村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⑷以川南山地丘陵区典型村域为例，基于跟踪调查研究，简要分析了该村1949年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着重探讨了西部大开发政策、退耕还林政策、农业生产支持政策及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地方响应与效应。研究发现，案例村域并未因为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而从原来的边缘化状态走上转型发展之路，与此相反，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快速外流、耕地向林地和非农建设用地大量转化、污染企业运营带来环境污染、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其社会经济状态甚至有所恶化。分析认为，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的“一刀切”的政策框架下，主体目标具有非一致性、村民能动力相对有限、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机制仍不完善。由此，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我国的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应充分认识乡村空间的差异性、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宜进一步整合部门性政策，加强部委间、部门间的协作，逐步实现由部门性政策向区域性政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