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两汉学术的主流，解经也是汉代重要的著作形态。六经及其早期的解经文献中，就已经存在文体因素，两汉学术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出鲜明的文体营建、流变过程，许多解经文体都是在两汉定型或萌生的。　　 两汉解经文体类型众多，归纳而言，以论、传、记、序、章句五体得到最普遍的使用。论说体讲论义理，传体转受原文，记体以杂录为特征，序体解读相次之义，章句体分章析句，细密解经。这五种文体，在两汉解经中，使用广泛，具有文体特征和价值，是进行经学研究、文学研究和文体学研究时，都应该着力考察的对象。　　 解经的诸文体是在具体的解经工作中逐渐形成的，在两汉经学史上，许多学者通过自己的解经文本对解经文体的发展做出有价值的运用和创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论说体文章解读《春秋》义理。韩婴对《诗经》的解读著作，表明了解经传体的内、外传之分。《毛诗故训传》是训诂与传体的结合。司马迁的《史记》以经典为来源构建史籍的体例，尤其是对解经传文体进行改造而形成史传体，成为重要的文章形态。宣帝之后，章句体伴随着经学家法的确立而定型，它形成了汉代官学的文献形态。扬雄试图以拟经的体式来解经，这种尝试并不成功。经过了两汉之交经学复古与革新的趋向，到了东汉，解经文体进一步整合。章句体弊端凸显，开始转型。《白虎通义》和郑玄、许慎等为代表的五经总义类著作，用论说解经文体对解经方法作出了突破。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为本是《春秋》解经文本的《公羊传》再作解读，保留了公羊学说的主体特色，又体现出学术融合的时代主流和自身的个性因子。他与郑玄之间的往来论辩，也为经学论说的体例与作用，做出有益的贡献。郑玄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不仅是遍注群经，他在解经文体上也具有继往开来的地位。尤当注重的，是创立“笺”体对毛诗做出表明与识别；写作《诗谱》补大小序之不足；注《周礼》为集解之体开先声。　　 而且，人们对文章的认识，对文体的探索，也在两汉解经文体的发展史上得到了广泛的实践，结出累累硕果，这对后世的经学和文学等一切文章样式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