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首屈一指的贸易大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关键期。在对“中国奇迹”的研究中,越来越多人的人认为与人口规模相伴的巨大市场需求和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功不可没。然而,近些年来,不少数据和现象表明,中国充裕的劳动力正在逐渐耗竭,“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人口红利”漏损开始逐步显现。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劳动力开始变得越发昂贵,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国家竞争优势正在消失。本文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结构性转变,研究了劳动力成本变动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效应,以为中国应对劳动力成本变动提供政策建议。1991年至2016年中国单位劳动成本曲线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单位劳动成本从1997年起逐年上升。相对于美国,中国仍存在着较大的单位劳动力比较优势,目前单位劳动成本约为美国的20%左右,劳动力工资上升是中国对美国的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而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2003年以来中国相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2016年中国相对单位劳动成本已高于本研究样本中的大部分国家,意味着近些年中国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已使得其劳动力竞争优势逐渐消失。国内相对单位劳动成本较高的地方都集中在中西部偏远地区,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相对单位劳动成本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想要承接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不大可能的。这也解释了企业以及生产的转移大都发生国际间、省内或者城市群内部,而不是大区域之间的现象。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工资上涨以及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单位劳动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其中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变化以及教育的工资溢价是推动劳动力工资上涨的主要力量,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相对低下和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放缓是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显示1978年至2016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其增长率呈阶段性波动特征。1992年之前有一个约为5—6年的波动周期,其波动较为剧烈。1992年之后,这个周期消失了,且波动也比较平稳。1992年至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动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2008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逐年下降。工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显示,工资和生产率之间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U”型关系,即只有工资超过一定界限后,工资的上涨才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货币供给与生产率的回归表明货币供给并没有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进出口和生产率的回归结果表明进出口通过技术关联、技术溢出以及“倒逼”机制的原因,促进了企业和地区生产率的提高。政府支出和生产率的回归系数说明政府支出的生产率促进假说在中国不成立。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中国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的确推动了通货膨胀的上仰。单位劳动成本对数每上升1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将上升0.88个百分点。通货膨胀滞后一期对对当期通货膨胀有重要的影响,表明通货膨胀有较强的累积效应,企业定价行为更多是采用后视定价行为。货币供给和对外贸易也是影响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但与劳动力成本相比,二者的作用要小很多,这说明成本推动是近几十年来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机制。国内劳动力成本对地区企业国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企业对外投资受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企业对外投资对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不敏感。研究还发现国内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生产率水平是影响地区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所有制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如果一个地区经济中国有企业比重越高,其对外投资比重就越小。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愿意走出国门获取更大的市场和利润份额。实际汇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贸易成本的变化会对企业对外投资产生影响。贸易成本越高,企业越倾向于在国外投资。在高贸易成本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要从多方面着手规避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首先,调整人口政策。要从人口供给端发力,全面放开生育,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其次,增强劳动力教育和技能培训力度。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处于从低技术型的艰苦体力劳动为主向以大多数工人都受过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形态转换的关键期。而中国的目前劳动力还不具备高工资、高技能、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所需要的技能或人力资本水平。因此,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技能培训力度将是中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途径。再次,以企业家精神为引领,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构建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国家竞争优势。创新是国家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因此,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促使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是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高质量增长有效手段。企业家应当具有企业家精神,能够正视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通过自主创新等活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降低相对劳动力成本,而不是通过国外投资来逃避利润压力。政府也应提供相应的服务,鼓励企业创新,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