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并购市场发展迅速，2015年A股上市公司公告的交易案例数量高达1444起，披露交易规模1020亿美元。并购作为企业的一项重大投资决策，是改善企业和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促进企业的多元化经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有效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并购绩效问题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话题之一。　　本文主要研究并购绩效与高管变更的关系，并引入管理者背景特征考察其是否会对公司治理效率起到削弱或促进作用，对我国上市公司选聘高管时理性看待高管背景特征、建立有效公司治理机制和提高治理效率有着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我国2003-2012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初始样本，以并购事件中的收购方为研究对象，高管指的公司年报中披露的总经理。此外，剔除金融类企业、标的物不是目标公司股权的企业、关联交易的企业、并购公告前后时间窗口股票收益数据缺失和高管变更数据有缺失的样本公司、并购交易金额与并购公告前第30个交易日并购公司流通市值之比不少于8％的企业，同一公司的同一高管在职期间实施两件或两件以上并购事件，取第一起为研究对象。根据上述标准，我们筛选得到861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所实施的1085起并购事件。　　文章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说明文章的研究意义，介绍了文章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并对文章研究思路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创新与不足。　　然后文章对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解释和界定，主要针对高管变更、并购绩效、管理者背景特征等概念，本文的高管变更指的是总经理的强制性变更，分别使用长期并购绩效和短期并购绩效衡量企业的并购绩效，对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内容进行界定，同时对相关概念涉及的主要理论进行了阐述。　　接下来文章进行了文献综述，从并购是否给企业带来价值和并购绩效衡量方法两个角度评述并购绩效。对高管背景特征文献从高管背景特征和公司业绩、公司投资和其他因素之间关系三个部分分别进行综述，从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两个角度进行高管变更文献的梳理。　　通过汇总我国上市公司2003-2015年高管变更的数据，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高管变更的数量上来看，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数量处于总体上升趋势，高管变更的概率明显高于国外发达国家水平，这说明目前我国经理人市场发达程度与国外仍有差距，但是近几年我国高管变更的比例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资本市场正趋于完善。工作调动、任职届满和辞职仍然是目前我国高管变更最主要的原因，目前中国上市公司关于高管变更原因的披露比较随意。高管离职年龄主要集中在41岁至55岁，高管的年龄越大越不容易被变更，总经理的任职年限基本集中在4年以内，任职期限超过6年高管，高管任期越长，越不容易被变更。这部分的数据分析不仅为后文高管变更经验数据提供描述性统计，也奠定了文章关于高管实证研究的数据基础。　　本文同时采用短期并购绩效和长期并购绩效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并购绩效，分别对长短期并购绩效与高管变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之后本文又将上市公司按照所有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讨论企业性质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从高层梯队理论出发，试图分析管理者背景特征如政治关联、高管任期和高管离职年龄是否会对高管变更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以理论分析为基础进行了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模型的设定、变量设计、指标计算方法的确定，并提出以下8个假设:　　假设1a:在价值损失型并购中，该起并购损害股东价值程度(CAR)越大，实施并购的CEO被撤换概率越高;　　假设1b:在价值损失型并购中，该起并购损害股东价值程度(BHAR)越大，实施并购的CEO被撤换概率越高;　　假设2a: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在实施价值损害型并购时被撤换的概率与损害股东价值的程度显著(CAR)正相关，而在国企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假设2b: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在实施价值损失型并购时被撤换概率与并购损害股东价值的程度(BHAR)显著正相关，而在国企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　　假设3a:从短期并购绩效看，相对于非政治关联CEO，政治关联CEO实施并购损害股东价值程度与被撤换概率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会减弱;　　假设3b:从长期并购绩效看，政治关联CEO实施并购损害股东价值越大，其被撤换的概率就越高;　　假设4:高管任期越长，由于并购原因被撤换的概率越小;　　假设5:高管年龄越大，由于并购原因被撤换的概率越小。　　之后本文进行样本选择并介绍了数据来源，针对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并购绩效与高管变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对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了说明和简要的分析。　　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与价值增值型并购相比，实施价值损害型并购的总经理被撤换概率与该起并购损害股东价值的程度显著正相关，短期并购绩效和长期并购绩效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短期并购绩效代表股东对并购行为的看法，属于短期市场反应，这说明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趋于成熟，股东开始理性对待企业的并购行为。实施损害型并购的高管越有可能会被变更，说明公司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　　我们根据所有权性质将企业分类后发现，当企业性质不同时，同为价值损害型并购，其高管被变更的概率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也有显著差异。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高管被撤换概率都与其前期并购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一关系更为显著。　　引入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我们试图考察其是否会对假设1的结果有影响。结果发现当使用短期并购绩效衡量并购绩效时，政治关联总经理即使实施了损害型并购也不容易被变更，这说明从短期来看政治关联削弱了公司治理效率。同时，当我们使用长期并购绩效评价并购绩效时，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在实施并购损害股东价值时更容易被变更。这说明，虽然政治关联可以给企业带来资源，如贷款优惠、税收优惠、行业准入许可等，但是在地方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的地区，政治关联企业也有可能遭受当地政府的“掠夺之手”，为提高当地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付出成本，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　　本文加入变量高管任期和高管年龄，试图讨论高管的这两项特征在损失性并购情况下是否会对高管变更概率产生一定影响。研究发现，任期长的高管由于从业时间较长，业务能力强，面对并购出现的各种情况，他们的处理方法更切合实际符合公司利益，因此被强制性变更的可能性小。按照高管性别将数据分类回归我们发现，目前中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占比较低，而且仍存在性别歧视，男性高管相对于女性高管可以获得更高的职业认可度。高管的年龄越大，其实施损害型并购后被变更概率也越低，年长的总经理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待风险的态度比较谨慎，在面临企业各种危机时及时采取有利于挽回股东损失的措施。同时总经理年纪越大，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能够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为企业提供除管理能力之外更多的信息资源、学习支持、政治资源等。　　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将高管变更重新定义为董事者或总经理的强制性变更重新检验，检验的结果并没有显著变化，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本文试图从并购绩效角度来检验公司的治理机制对高管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并引入高管背景特征去解释为何高管明知实施损害型并购后易被变更却依然要实施并购活动，以证明高管某些背景特征削弱了公司治理机制对总经理的监督和约束作用。本文试图考察高管背景特征与公司市场业绩的关系，即讨论高管背景特征的价值相关性问题，为高管背景特征影响股东价值提供直接可靠证据，在实践中有助于公司根据高管背景特征选聘适合公司发展的高管。　　同时这篇文章也存在以下不足，即中国上市公司披露高管变更的原因十分随意，仅达到证监会要求披露的最低底限，甚至有很多公司直接不披露高管变更的原因，将其归纳为其他，因此很难做到强制性变更和非强制性变更的准确划分。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法研究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概率的影响，即当总经理现在或曾经在政府任职则取值为1，否则为0。但是政治关联也分为很多种，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人大代表或政府委员之类，有的高管可能担任不止一类职位，其政治关联有强弱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