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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拥有我国海岸带最为典型的潮滩湿地生态系统,是国际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的国际候鸟栖息地。海三棱薦草(Scirpus mariqueter)是中国特有种和长江口潮滩湿地的本土建群种,具有保堤促淤、固碳净化和提供鸟类栖息地等生态服务功能。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加剧的围垦工程和入侵植物互花米草(Spatina alterniflora)的扩散,使得海三棱藨草的面积急剧减少。因此,海三棱薦草种群的恢复和保护工作显得极其重要和严峻,它有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但潮滩湿地复杂的水文、泥沙、地形等环境因子对植被恢复的开展提出了严峻挑战。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评估新生潮滩湿地海三棱薦种群恢复的可行性方案和关键技术,以期为滨海湿地恢复工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建议。基于上海市"崇明东滩互花米草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本研究在工程实施后的新生潮滩湿地开展了海三棱薦草的种群恢复实验,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双因素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等统计方法,研究了不同植物体类型(种子、实生苗、球茎)、不同初始种植密度(低密度、中密度、高密度)恢复方式、不同水沙动力条件区域等因素对植被恢复效果(存活率和植株密度)的影响,并监测分析了不同实验区域波能强度和泥沙沉积动态对海三棱藨草建群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本研究试验了种子和实生苗的恢复方案。在实验室培养条件下,海三棱薦草种子在0～15 cm的播种深度下出苗良好,其中5 cm的播种深度下的种子出苗率达到最高值(66.8%),20 cm的泥沙埋藏深度可能是种子出苗的耐受阈值(出苗率仅2.4%)。但在野外环境下进行播种时(5 cm深度),由于潮滩湿地较强的泥沙淤积条件,低密度(1000ind·m-2)和中密度(2000ind·m-2)的播种方式均没有出苗成功,即使高密度播种处理(4000ind·m-2)也只有极低的出苗率(1.13%)。因此,基于种子的恢复技术难以在新生潮滩湿地的第一个生长季有效展开,其后续发展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样,基于4种斑块尺度(50株、200株、400株和800株)的实生苗(种子萌发后所得)的恢复实验在种植初期(5月-6月)有较高的存活率,但实生苗在较强泥沙沉积胁迫(7月～8月的累积淤高超过11 cm)下最终全部死亡,因此室内培育的实生苗也难以在新生潮滩湿地实现定居。(2)本研究试验了海三棱薦草球茎的野外恢复方案,并在崇明东滩新生潮滩湿地选择了 2处水沙动力条件有一定差异的实验区域(样地1区域的水动力和泥沙沉积波动比样地2区域小)。该方法使用内径为7.5 cm的土钻挖取了深度为15 cm的带土球茎微系统种植材料,并设置了 3个初始种植密度(低密度—15ind·m-2,中密度—30ind·m-2,高密度—60ind·m-2)以探究恢复工程的成本—效益情况。在样地1,生长季初期的泥沙沉积速率(月均3.4～5.1 cm)有助于保持球茎的埋藏稳定,随后地下球茎通过营养分蘖开始萌发出幼苗。在生长季初期和中期高密度种植下的幼苗存活率和植株密度均显著高于中、低密度种植(P<0.05),其中生长季初期的幼苗存活率最高(39.5%),生长季中期的植株密度最高(74.6 ind·m-2)。在生长季晚期中密度种植处理下的植株密度(187.3ind·m-2)与高密度种植(216.0ind.m-2)无显著差异(P>0.05)。在样地2,整个生长季阶段的高密度种植处理下的幼苗存活率和植株密度均显著高于中、低密度初始处理(P<0.05),其中生长季初期的幼苗存活率最高(49.6%),生长季中期的植株密度最高(35.6 ind·m-2),但自5月以后,幼苗存活率和植株密度因泥沙沉积和潮汐流的强大胁迫而急剧下降,最后导致种群定居的失败。海三棱薦草植株的生长情况(植株密度和植株高度)受到样地选择、初始种植密度以及两者交互作用的极显著影响(P<0.01)。球茎采集和种植的成本投入与种植密度成正比,而生长季晚期高、中密度初始种植处理下的植株密度无显著差异(P>0.05)。总之,带土球茎微系统种植技术可能是新生潮滩湿地海三棱薦草种群恢复中较为切实可行的方式。在未来的新生潮滩湿地植被恢复工程中应充分考虑水沙动力因素的干扰、合理选择恢复场所(崇明东滩生态控制工程区南部潮滩)并采取经济高效(中等初始密度球茎种植,30 ind·m-2)的种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