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花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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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花税自1909年开征,至今已走过100年历程。但这个被中外赞誉的“良税”,其职能作用在当前发挥得却难如人意。进入新世纪以来,税收增速远远超过GDP增速、连年增长20%以上的现实引发了各方对现行税制的反思,成为税制改革的动因。国家税务总局2008年初提出,着力抓好地方税制改革,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地方税制体系。而此时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税收收入增幅逐月下跌。如何完善税制,改善管理,发掘税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印花税作为地方主要税种之一,显然不能无动于衷。与此同时,印花税票作为税收文化的载体和实物体现,在大力倡导税收文化建设及公众印花税票收藏热兴起的背景下,也应该有所作为。印花税经民主讨论而产生,对税收民主的浪潮、和谐税收的建立、税种创立机制的设计是个很好的典范。在印花税开征100年之际,总结过去、审视现在、展望未来,研究如何有效发挥印花税职能作用,是个极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但当前国内对印花税进行专题理论与实证研究尚属罕见。本文对印花税的基础理论、产生、演进、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以期正本清源、发现规律、指导实践。中国本土印花税理论起源于清末印花税拟办(试办)的讨论和争议,其各种主张可归纳为:税权独立、借鉴国际经验、顺应国情、适度放权是开征的基本原则;税制从简、轻税重罚、维持总体税负、对产权转移及商事凭证征税是税制设计的基本理念;国家控管税票,先试行再推广,税率先定额后分级、检查先松后紧、依靠自觉贴花是推行的基本方法。开征印花税对监督百姓重约守信有“六益”,对遏制当时的税收征管流弊有“八利”,对便利征纳双方有“十便”;印花税具有辅助公证、监督社会诚信等8种功能;具有公证税、文化税、民主税等18种特性,其中公证的特性是印花税独特的魅力和成功推广的“密诀”。印花税票具有税收“名片”、税文化载体和税收宣传等8种功能。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现行印花税对税收收入的总量与增量的贡献偏低,对地方财政的贡献更低;普通印花税由于税负太低而对经济与社会的调控作用很小。但印花税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有保留价值的税种。对印花税开征史研究发现:最先提议在中国开征印花税的是清朝“客卿”德益;印花税是中国仿行西洋税制的第一个且唯一试行过的税种,最早的印花税制是1902年12月的“印花税试办章程”,第一次开征印花税的时间是1909年。中国第一枚印花税票问题近百年来一直是中华邮学和税票史研究的重大课题,留下多个难圆其说之处。其实,清末英国版印花税票草图印样的确存在,红印花“黑样”与“空白镂边的印花税票草图印样”是两个票样;“黑样”很可能就是邮票的试模票,由金登干于1896年1月31日寄出,赫德3月15日收悉。对印花税制历史演进的考察发现,历史上的印花税课税对象还包括人事证凭、特种商品、买契等,契税以贴用特别印花方法缴纳,已有寓契税于印花税的意向。税目最多时达76种,最少时为9种。分级定额税率最多时为7级,最高比例税率达到30%。实行过每件凭证所贴印花不得超过20元的最高限制。在清末民初,当事人对未贴印花税票的应税凭证可“拒收”或“退还”,法庭可“遇讼不理”,但补贴并接受处罚者除外。处罚方式实行过倍数罚(最高时可加罚300倍),也实行过金额罚(最高时可罚200元)。考察民国时期印花税管理,发现其一方面有许多有效措施,比如,开征初期将征管重心放在印花税票的推广和贴用上;在北京警察厅设立宣讲所,财政部派督察员宣讲印花税;对征税有功者授予奖章并劳绩金;检查和督查的重点在省会和税源较为丰富的城市;印花税票改由邮局代售,县长兼办推销;制定专门的案件审委会简章。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失误,比如,政府经常以行政命令或比照引申的方法解释法律,扩大了征税范围;频繁变动税率和处罚标准,甚至视物价的变动每半年公布一次;战时将处罚作为敛财的手段;改变计税方法推算应纳印花税额;超出辖区折价兜售印花税票破坏属地征收。印花税票被各省区自行印制和销售、随公款拨付时搭配发放、用以冲抵军政费用、承包摊派、内部人员私印并以此抵押借款。由于前清和民国政府视印花税为敛财工具而忽视其辅助公证的功能,只重罚而不迎合与利用纳税人需要公证的心理,加上政府腐败无能、失信于民和上述失误,印花税由“良税”变成压迫人民的苛税就成为必然。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印花税的课征对象分3种形式,但大多数国家(地区)只对经济凭证征税,只有少数国家(地区)对人事证凭征税。中国大陆地区最初的证券交易是有“转让书据”的,也是对经济凭证课税。作为印花税课征对象的经济凭证可以分为3类,中国大陆地区有选择地对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凭证征税。印花税的缴纳有3种:自行贴花、到税务部门或指定点盖戳、汇总填开完税凭证,中国大陆地区缺少“盖戳”的纳税方式。印花税的税率结构分为3类,中国大陆地区以单一比例税率为主、辅之以单一定额税率。无论是印花税名义税率还是实际税负,各国(地区)之间相差很大,而中国大陆地区都偏低。总体而言,各国(地区)印花税聚财能力与作用保持一致,聚财能力越强则聚财作用越大,中国大陆地区印花税聚财能力和聚财作用都偏低。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的结果表明,印花税聚财能力与经济形势、经济结构的相关度不高,与商业发达程度略呈正相关,与税制结构密切相关,提高印花税收入的着力点是改进印花税制。税收最优征收率的目标应该是在税收收入与征税成本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征收率。税收管理领域存在常量,它是以个体样本均值为中心值乘以相应管理目标心理系数得到的区间值而非精确值。当前税收管理中存在忽视常量而规则多变的问题,引发许多不良后果。对印花税而言,实际征管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并完成计划指标,指标是具体精确值,而征管领域很多目标值都是常量,用指标代替常量进行税务管理易造成征纳双方的对立,同时也易引发规则多变,推动征纳双方成本上升,降低税法公信力。因此,应研究确定印花税的管理常量,尤其是税收流失率或征收率这一核心常量。依据常量思维,探求印花税最优征收率的现实选择是,建立四大主体功能区框架下的区域税收征管模式。鉴于印花税在中国的收入潜力,应将其培育成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之一。中短期而言,应完善现行税目,并开征人事证凭印花税,将契税并入印花税之中统一征收;长期来看,可改为对经济交易行为征税,修订并出台印花税法,规定不贴印花的应税凭证在法庭上应责令补贴否则“不理”。区别主体功能区域与税源大小配备征管资源,改善纳税服务,增加“盖戳”完税方式。现行印花税票存在选题与税收主题关联度低、发行渠道窄,专业性研究不足等问题,影响了其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应发掘与税收文化相关的独特选题;改进图案设计,合理安排票面值和印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委托邮局代售印花;成立税票专业学会,举办成果展览会与研讨会;借助国家财税博物馆之力收集保护印花税票。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dT_i/T_i=-βd(ln C_i)或者△T_i/T_i=-β△(ln C_i),可定量分析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对证券市场换手率的影响程度。中国大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频繁,从短期看税收与税率基本呈现同向走势,但从中长期看,高税率并不一定带来高税收,低税率同样可以取得高收入,其税率与收入值的关联曲线,印证了拉弗曲线。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经济大国都降低或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并逐渐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税制改革的“主流”。但这个“主流”当前正经受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国至少在中期内需要保留证券交易印花税,发挥其聚财与调节作用,同时,应把握好改革的时机与力度,完善金融市场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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