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是五四时期主张“调和”的代表人物。面对自晚清以来国家民族危机以及“中”与“西”、“新”与“旧”之间的激烈冲突,其思想应对既不同于激进主义的“全面西化”,也不同于保守派固守传统,而是主张以接续主义为调和之理论基础,调和新与旧、中与西,通过取长补短,重建中国文化系统。他要求国家政治改革和国民性改造,倡导减政主义,裁减官厅、官吏和俸薪,以应对庞大的官僚体制,“励行社会政策,以苏下层人民之苦痛”,打破传统官僚政治之形式主义,凸显其注重现代民族国家内在建设的民族主义目标。杜亚泉认为教育是社会改革的根本方法,提倡普及教育,改革教育,完善教育体制,通过教育发展以促进国民乃至国家的现代化。杜亚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重点在于实业。他指出实业发展存在的弊端和特殊性,要求吸收西方和中国实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发展实业。另外,杜亚泉要求改造中国国民性,在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强调国民道德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将新道德纳入到国民性重建中,期待以人立国的逻辑思路,实现其国家、民族强盛的目标。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框架与思想逻辑中,杜亚泉所主张的中国民族文化重建、改革政治,发展教育,改造国民性等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充分体现了具体历史情境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