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通史?西文中没有与通史完全对应的名词，中国古代所谓通史的涵义与近代新体中国通史也有差异。近代新体中国通史的编撰完全是新史学思潮的产物，它寄托了新史家通过回溯历史来把握将来的热切期望。 二十世纪初，史家理想中的新通史是一部能体现历史发展公理公例的国民发达史。起先章太炎等人希望用新思想为旧体裁决导新路，但结果证明传统纪传体不适合用来表现历史进化发展的秩序。日本学者那珂通世采用西式章节体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又综合了中国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因素，结果成功地将中国古代历史的方方面面以一种历史进化发展的逻辑进行了重新叙述。 那珂通世开创了新体中国通史编撰的体例，桑原陟藏则从东洋历史的角度以汉民族的兴衰为线索，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概括。他们所创造的框架结构体系对后来中国通史编撰的影响甚为巨大。 清末民初的通史编撰虽然大多会采用新的体裁和叙述方式，但是由于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大多数著作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旧史的抄撮与压缩。对照新史学编一部国民发达史的要求，这些旧史压缩抄撮本的最大缺陷便是社会经济内容的缺乏。有鉴于此，民国以降就一直有学者提倡以纵断史代横断史，以文化史代政治史。更多学者意识到根本问题是方法的问题，只有在明辨史料和著作的关系，并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的基础上，一部理想的新通史方可期待。循着这一思路，通史编撰不可避免地会走向以专史和断代研究为取径，集众研究群力协作的新模式。 这种实验主义的方法相信功到自然成，只要搜集到足够的史料，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便自会明了。但是在通史编撰中，史料的选择与连缀问题毕竟是不容回避的，唯物史观在这一点上凸现了其巨大的优势——即通过清晰严整的理论逻辑将所有史料统合为一有意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二十世纪新史家编一部说明历史发展公理公例，国民发达史的愿望至此才初步实现。 1949年之后，在新的国家体制下，大规模，集团化编撰方式得到了充分实践的机会。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都是汇集了整个史学界研究成果的鸿篇巨制。这两部书的编写实践表明大规模集众研究，群力协作的编撰方式并没有如实验主义学者想象的那样从根本上解决通史编撰的理论问题。通史编撰无法回避理论统合，一切通史都是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