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在翻译美学理论的指导和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的帮助下,探索翻译过程中审美客体(源语)、审美主体(译者)和目的读者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审美主体在这一互动关系中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以期多样化洞察审美再现(多样化翻译)形成的原因。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而隐喻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本文以隐喻翻译为研究对象,探索其翻译对于翻译实践的启示作用。众所周知,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还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现代翻译研究更倾向于把它视为一种认知方式并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去研究,这为本文的隐喻翻译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大卫·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中用于人物塑造的动物隐喻(目录和提纲中缩写为AM)翻译之比较分析,得出多样化翻译有赖于译者在其和原文及目的读者群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中主导性作用的发挥。其中包括作者的翻译目的,他对目的读者群期待视野的考虑,译者翻译活动中的社会性和创造性因素等。除此之外,语言、文化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也是造成翻译多样化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