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存在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提振内需、促进家庭消费是政府一直倡导的重要问题。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一些经济现象中的“异象”不断增多,经典经济理论对其的解释力度在逐渐变弱,因此跨交叉学科的研究逐渐兴起,如认知经济学指出,认知能力对个体消费和储蓄的跨期选择等经济行为有广泛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全体居民通过认知能力的提高能显著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加强社会生产和促进消费的概率;在微观层面,个体认知能力和认知偏差会对家庭储蓄和购买行为有显著的影响。那么,从更加宽泛的视角来看,如何对认知能力进行界定和衡量?认知能力是否也会对家庭消费行为及其内在要素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认知能力对不同特征群体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是如何产生的?这些影响是否在不同的条件下有所不同?为更好地区分并解释认知能力的异质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旨在通过认知视角挖掘家庭消费的内在动因,以期为加强家庭消费、提升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促进网络消费提供理论支撑,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相关文献研究表明认知能力能显著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并且对旅行、保健、美容等非必需品的消费呈现显著正相关性,同时亦有研究发现个体认知能力的提高能够显著正向推动家庭总消费和非耐用性消费支出。然而,这些研究尚存不足之处:一是,忽视了认知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总体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大多数只关注了财富效应等作用机制。二是,忽视了不同情形下,认知能力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异质性影响。三是,忽视了认知能力对家庭网络消费影响的研究,同时忽视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围绕中国居民的认知能力对其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剖析中国人的认知能力对其家庭消费水平、家庭消费结构、家庭网络消费这些不同消费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在不同情况下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同时考察了这些影响背后的作用机理。在家庭消费经历鼓励消费到消费水平与结构量质并举,再到网络消费蓬勃发展的阶段,家庭消费呈现不同的特征,在此过程中,认知能力起着何种作用?造成什么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研究问题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认知能力是否影响家庭消费水平?二是,认知能力是否影响家庭消费结构?三是,认知能力能否促进家庭网络消费?围绕上述问题,本文提出认知能力对财富积累、社会网络、信息获取和身份认同等4个研究假设,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试图构建一个关于认知能力与家庭消费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以认知能力为主的解释变量与家庭消费水平、家庭消费结构与家庭消费网络的相关被解释变量,深入剖析认知能力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网络消费的关系,最终通过2010年、2014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研究发现如下:首先,认知能力与家庭消费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字词能力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消费水平,而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稳健;同时,字词能力、数字能力对家庭不同细分种类消费水平的影响亦有所不同。异质性分析表明,性别为男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数字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字词能力会伴随收入的提高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更加明显,非农户籍会削弱字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认知能力会通过促进家庭财富积累、拓展社会网络、信息搜集获取、社会身份认同与社会信任进而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其次,认知能力会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影响。综合认知能力对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性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可能主要来自数字能力负向作用,对居住支出占家庭消费性支出比重的正向影响可能主要来自数字能力的正向作用,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性支出比重的正向影响可能主要来自字词能力的正向作用,对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性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可能主要来自字词能力的负向作用,对交通通讯支出占家庭消费性支出比重的正向影响可能主要来自数字能力的正向作用,对其他消费性支出占家庭消费性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可能主要来自数字能力的负向作用;在不同收入、社会信任等群体中,认知能力对食品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其他类型的消费结构中,字词能力家庭耐用品消费支出有着促进作用,而对非耐用品支出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数字能力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占比的影响均不显著;字词能力能够显著提高生存型消费、数字能力却会显著降低生存型消费,字词能力能够显著降低发展型消费、数字能力却能显著提高发展型消费,字词能力能够显著提高享受型消费、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认知能力与家庭网络消费呈现正相关性。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的认知能力能够有效增加家庭网络消费金额以及网络消费占家庭消费总支出比重的增加。进一步地,通过研究不同群体中人们的认知能力对其网络消费影响的差异性,对于较高的信任水平、较高的收入水平或者居住在城市的群体而言,认知能力对其家庭进行网络消费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而年龄的增加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人们的认知能力对其网络消费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