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为经济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智力支持。然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人才培养要实现从“量”向“质”的飞跃,即合理的人才结构比数量的简单增长意义更大。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无一例外地依靠学术型高等教育,有限的职业型人才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如今,我们需要更多的职业型人才来满足日益改变的人才需求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而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转变社会传统观念,区分传统意义上的高等职业教育与职业型高等教育,倡导职业型高等教育持续性发展；提出要建立“二元”高等教育体制,即学术型高等教育与职业型高等教育并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厘清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现实依据,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明确其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探讨支持其发展的分类财政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汲水”功能,更好地使用教育资源,最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首先,它适用并发展着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理论,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具体而言,职业型高等教育的生产赋予了职业型教育消费的内涵、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并创造出职业型教育的消费者。其次,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验证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即人力资本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教育可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从而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教育投资可以转化为经济收入,人力资本投资是效益最佳的投资,人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人口质量重于人口数量,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力资本投资的作用。第三,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体现了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的统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均表现出从抽象的学术知识向一般的应用知识过渡的特点,科学是基础,解决基本问题。技术包含科学的成分,突出应用性。科学是潜在的社会生产力,而技术则是社会直接生产力。大力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培养高级应用技术型人才,高速有效地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高经济增长的知识和技术附加值显得尤为重要。从现实意义上看,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可以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职业型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制度安排,需要并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使了产业类型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并最终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对于解决社会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不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缓解我国经济社会的“二元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元化”之间的矛盾,通过建立“二元”并存教育结构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第三,发展职业型高等教育是更新社会观念的前提。对转变当代极度膨胀的学历主义、文凭主义和“高消费”的用人观念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本文阐述了三个创新点：第一,厘定了职业型高等教育的概念,建立了与学术型高等教育并列的职业型高等教育体系,阐述了职业型高等教育与学术型高等教育的内在联系,对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学位制度、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课程体系、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等作出内涵式的规定,特别是建立职业技术学位的做法有可操作性。第二,强调职业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理念,提倡以“厚基础,宽口径,学理论,重实践”的标准,培养职业型人才,从而改变职业型教育只能培养“人材”而不能培养出“人才”的现状。第三,针对职业教育学院和职业型大学这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要突出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直接资金支持与间接调控手段并用,协调好财政资金的支持、引导和鼓励作用,分层次、区别化的实施,不能单纯地依靠财政拨款,更要通过财政体制的理顺、绩效预算管理的实施、捐赠收入的增加、产学研一体化、调动民间资本、推行“校董制”等市场经济手段,探索财政支持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思路。通过分析得出,职业型高等教育不是依附于学术型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两者应该是并列共生关系,职业型高等教育有自己的内涵规定,区别于传统的高等职业教育,职业型和学术型是高等教育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学术型大学有助于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职业型大学有助于高等教育的普及。缺少学术型,就不可能有科学、思想和文化的繁荣,不可能有人类历史的进步,职业型教育也会失去发展的动力；缺少职业型,知识的普及和运用则无从谈起。学术型教育是“源”,职业型教育是“流”,两者互为对方的发展条件。既然职业型教育与学术型教育是辨证统一的,二者之间就可以实现等值和沟通。职业技术学位的建立是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在中国具有建立并获得充足发展的条件,应当改变学术学位“一统天下”的局面。职业型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能给受教育者本人和家庭带来预期收益的同时,也能为社会带来较大收益。为此,应由政府、市场、企业、个人共同承担教育成本。职业型高等教育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软实力,有助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职业型高等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并最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同时,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基础和制约作用。从最终的落脚点——财政政策的实践看,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政策不仅要集中说明财政应该担负的责任,更应从价值判断和社会政策的角度给予职业型高等教育以必要的地位。职业型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不同,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不变,有些政策是普遍适用的,有些是分层次、区别化的。财政支持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一切从头开始,而是以现有的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为基础,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调整资源配置结构入手,从而促进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财政支持职业型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不能走“财政包打天下”之路,国家、企业、个人根据受益程度按比例承担费用,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主导作用,突出企业资金的主体地位,调动好个人出资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