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继续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文艺指导方针,中国文学从此走上了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从而导致文革时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荒唐的文学浪潮,"地下文学"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艺术形式上对失语障碍的打破.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有着组织庞杂的地下创作者,他们迫于政治的原因不得不从事地下的、潜在的写作,并在诗歌的创作观念、创作特征、审美旨趣、审美接受等方面表现出了与当时的主流诗歌迥异的艺术特色.诗人们脱离了主流文化的话语模式,运用具有个人特色的私人话语进行创作,语言的审美倾向愈来愈明显,诗歌的形式也愈加自由并富有音乐的跳跃,从而把诗歌那深邃的智慧、优美的音节、流动的意象展现出来,实现了诗歌艺术的真正皈依.在那个苦涩的年代里,诗人们用诗歌表达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对苦难生活的反抗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些诗歌汲取了文化传统中的精粹,吸收了西方现代的文学思想,将个性与共性、传统与舶来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文革开始以后,在主流文艺界被压抑得毫无生气的时候,一只年轻的"文艺"队伍登上了历史舞台,形成一股弥漫全国的红色诗潮,涌现出了一批组织零散但相对众多的红卫兵文艺大军,他们采用公共话语进行写作,这些诗歌紧扣时代的风云,紧密地与当时的政治政策相吻合,使文学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他们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文学标准,文学在他们那里彻底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唯政治论"成为至高无上的艺术指导方针.红卫兵诗歌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歪曲的浪漫主义,其中也出现许多我们所熟悉的语言、形式、情境,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也渗透着以往文学传统的影响.在文革时期政治高压和文化专制的环境中,公开文学对以往的诗歌进行了否定,并将诗人们逐出了文学的殿堂,但这只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表面现象,这个时期的地下诗歌为80年代新诗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积累.同时,我们也发现文革诗歌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走近这些诗歌,对于我们理清中国新诗史的整体脉络有着极其宝贵的保存价值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