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在律师头上的这把剑——律师伪证罪,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阻碍了我国的刑事法治进程,更是对我国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刑事司法理念的严重背离。它的危害不仅仅来自于《刑法》306条的问题,也有《刑事诉讼法》上的程序问题,使得刑事辩护律师成为了“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在当下实体法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程序法的完善可以使得律师伪证罪对于律师权利的侵害降到最低。2013年《刑事诉讼法》42条规定律师伪证罪实行“异地侦查”制度,不仅充分体现了我国保障律师权利,实现控辩平等以及完善刑事程序不足的现实意义,更能贴合我国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刑事司法理念和程序正当的刑事原则,从而避免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司法尴尬,使得律师伪证罪的处理能够更加体现司法的公平与公正。本文追究律师伪证罪在立法上和司法上的状况和问题后,阐明了律师伪证罪的异地侦查制度的由来。随之进一步分析了律师伪证罪异地侦查制度存在的正当性根据和现实意义,其顺应尊重与保障人权司法理念,以及律师权益的特殊保障和程序正当的要求,更利于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平等对抗,维护了刑事辩护环境,进而促进了刑事法治建设。最后分析了律师伪证罪异地侦查制度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的方式,即,指定管辖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加以规制,则不会真正做到保护律师的权利,所以通过赋予被告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来限制指定管辖的随意性；为了防止被追诉人对辩护律师的恶意举报,应严格限定被追诉人的举报材料作为关键证据使用；为了规制侦查机关的随意立案,引入律师惩戒制度为其设置一道理性的屏障；设置违反异地侦查程序的违法后果,可以避免其流于形式；设置特殊的强制侦查措施和实行异地公诉与异地审判,更加使得律师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