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希望通过自杀现象以及环绕其周围的自杀话语的考察，解释20世纪上半期中国知识群体精神的结构。所以在本文中，“自杀”即是广义概念，又承担了时代隐喻的功能。早在晚清，面对外敌入侵和国势倾颓的中国人就发明了很多词汇用以形容他们眼中的时代图景，例如梁启超提出的“过渡时代”、“希望时代”、“恐怖时代”，在当时主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对中国迈入“现代”这一历史事件的特殊感受，这时的中国人对宇宙世界的基本观念以及对国家秩序的整体信仰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关的政治、学问、理想风俗都将经历根本的转型。这些往往是概念是模糊的，不涵盖明确的上下限，但其中包含的信念却是相当确定的。此时的梁氏尚没有欧游后西方文明破产的感触，他仍是从进化论的眼光出发，认为经“过渡时代”而达“黄金世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并且正在为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证实。　　梁氏笔下的“过渡时代”，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然而当时的激进革命党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人们眼中的“英雄”——就不这么乐观了，他们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破坏时代”、“暗杀时代”，认为真正的革命者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一系列恐怖活动彻底摧毁现存的社会机制，迎来一个更有生气的“革命时代”。在这些关于时代的提法中隐含着共同的思维方式，那就是: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在自己所在的时代不可获得，人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另一个更有希望的时代的来临。　　本文标题中的“自杀时代”，也与这一背景下密切相关。1919年11月，北京大学一名学生自杀后，当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为此写下一片长文，认为自杀数量的激增是19世纪各国的普遍现象，并称19世纪是“自杀时代”;从社会原因分析，日趋精密化的工业文明将人们的生活世界笼罩在一种颓废的气氛中，自杀可以被视为社会文明发展和人类物欲提高的必然结果，而神经敏锐、易受感染的青年人尤其容易成为“自杀时代”的牺牲。在这一时期，富有创造力和责任意识的知识群体以一系列毁灭生命的激烈行为，构成了历史上的独特景观。鲍吾刚曾说:“在一个看来不快乐、不公平的世界里，幸福只存在于对现实的颠覆中”，同时他也认为，在典型的中国信仰中，此世的幸福比彼岸的幸福重要和可靠得多1。然而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改变现实的渴望体现为对一种可视行动力的顶礼膜拜，人们选择了以激烈行动颠覆现有秩序的革命之途，据此决然投身于一种不确定的未来构想，这在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中是非常罕见的。　　李大钊的分析已经将当时突出的自杀问题和世界进入“现代”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经验相联系，颇具社会心理学特征。与此同时，中国的“自杀时代”另有其独特的原因和背景。晚清以降，梁启超、章士钊、黄远生等知识分子都对自杀现象有所关注，其出发点本于对社会情绪的体察和对现状的批判，其主旨表达了对个人如何面对国家危难和时代转型的忧虑。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对自杀现象的关注仍主要限于个人应以何种态度承担国家灾难这一视角，到五四时期，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依然是对自杀现象加以读解的主要思路之一，与此同时，知识群体中自杀个案的增加及其诉求的形形色色，在关于自杀的讨论中加入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对个体性情气质的关注。　　自杀以及相关的各种激烈行为形成了关于时代的隐喻。这不仅由于此类事件频繁出现于报章媒体，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们对此加以解读的过程中，在个人死生际遇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系上所形成的激进思想，有时作为一股暗潮埋藏于日常秩序和生活伦理之中，有时却浮现于社会运动的表层，其中所传达的个体感受，往往成为不同社会群体和政治集团进行整合和动员的有力资源，不仅影响和决定了人们的日常抉择，并且最大程度地承担了某种历史必然性。应该说在“自杀时代”的称谓中，所传达的并不是经过理性思考而形成的时代观念，而是人们的感受和体验以及价值本身与其实践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