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经济发展转型的背景和趋势,与我国现有的大多数税收协定签订时期的背景大相径庭,甚至与当时主要以吸引外资进入我国的政策完全相反,因此必然导致既有税收协定体系的形式和内容都存在不适应和滞后的问题,无法满足今后继续鼓励和刺激企业走出去的发展需要。并且还会由于这些形式和实质上的的漏洞,给走出去的企业带来一些税收法律方面的风险。我国虽然现在已经签订了106份税收协定,但是大多数签订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或者2000年左右,只有极个别的税收协定签订与2008年以后,并且只有极少数国际税收协定在2008年之后就内容做出了修订。在这106分税收协定当中,仅有一半(54)份税收协定是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签订的,而这其中绝大多数的签订时间都很早。除开签订的时间早、范围不够广泛等一些形式上的问题外,税收协定本身的内容可条款也存在不少的滞后之处。一是税收协定中关于常设机构的认定标准很不科学。认定类型比较复杂,界限模糊不明确,构成常设机构的时间比较短,对外承包工程的企业容易被认定为常设机构承担税负,很不利于推行“一带一路”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二是税收协定中我国基本没有给予发展中国家单向的税收饶让,含有税收饶让的协定数量相当少,其数量、规模和程度都已经不符合我国现在作为资本输出国的投资地位对该条款的需求,我国的企业难以享受到落地优惠待遇。三是税收协定中关于谁受争议解决机制的设定非常单一,仅有相互协商程序一项官方安排,不利于现在税收争议解多样化多元化的趋势和需求,本身存在的不透明、纳税人参与度低等问题阻碍了其真正作为争议解决机制发挥作用。针对上述这些问题,本文分析一方面是因为税收协定作为法律,不可避免的具有法律的滞后性,法律本身为了维护权威性和确定性所需要的严密的修订程序和漫长的时间决定了税收协定作为法律之一,必定会对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比较长的反应时间——这属于税收协定作为法律的普遍性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税收协定本身调整的对象是非常特殊的,它所调整的是国际税收关系,也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税收管辖权发生冲突后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一关系所涉及的主体具有平等性,这种平等性直接导致了这种关系在处理的时候十分强调双方利益上的平衡,这种平衡并非是静态的,而是缔约国之间不断的利益博弈达到的动态效果,因此这种税收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它的达成意味着缔约双方都必须向对方让出一部分税收主权及其附属利益,这种进行利益选择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此,正是这种调整对象的复杂性,让税收协定在谈签和修订的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阻碍,而最终的谈判结果也仅仅只是博弈后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对这两个原因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在对待税收协定具体内容的改进上保持一个正确的导向和态度。针对上述的问题,我在本文中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和基本的解决思路,以期为今后的税收协定修订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首先,我们应当继续扩大税收协定的覆盖范围,尤其是应当快速推进同沿线国家订立协定的脚步,至少让我们企业在向这些国家投资时,能够有国际上税收法律保护其合法的税收利益;同时应当对一些已经不符合当代发展需求的条款和内容作出修改。其次,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多边税收协定这一多边法律工具,一是积极参与我国已经加入的三份多边税收协定的谈判和修订,抓住话语权;二是可以考虑在“一带一路”区域内有层次分步骤的推行多边税收协定,以减少双边税收协定的重复性谈判工作。再次我们可以考虑拟定我国专门的税收协定范本,在OECD和UN范本的基础上添加具有我国特色、符合我国发展需求、符合区域经济特色的条款。以上是从形式方面对税收协定体系提出的建议,以下是从实质内容方面对税收协定的内容设计提出建议第一,扩大税收饶让的覆盖范围。中国可以适当的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开放单方面的税收饶让,对待税收饶让的态度应当是乐观谨慎的,应当分别针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税收饶让制度设计。第二,在改善相互协商程序本身的缺陷的同时,将强制仲裁机制引入税收争议解决机制,弥补相互协商程序无法弥补的漏洞、为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多添一条渠道。第三,通过“以点带面”、“逐个击破”的方式,灵活运用税收饶让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更多关于常设机构认定的优惠和利益。在最后,对我国税收协定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做了大致的总结和展望:对今后税收协定跟上时代的脚步,及时更新,发挥法律工具推动和保障经济发展提出了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