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使监管部门意识到对银行个体的微观审慎监管并不能实现宏观层面的金融稳定,如何建立一个健全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来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成为监管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十四五”规划也提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风险预防制度体系。因此,本文以宏观审慎监管为出发点,提出了银行网络可控性的研究框架,运用复杂网络控制的理论方法从驱动节点的识别、控制中心性及演化规律来研究我国银行拆借网络的可控性,为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提供新的科学决策依据。首先,本文基于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采取矩阵法、熵优化和阈值法构建银行拆借网络模型,以此为基础,运用网络可控性的方法识别出2008-2017年银行拆借网络中的驱动节点,并分析驱动节点在银行拆借网络中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驱动节点的比例值分别为0.46、0.48、0.32、0.17、0.1、0.14、0.23、0.28、0.33和0.39,在2008-2009年最大,而在2012年最小,从经济学角度上来看,驱动节点比例的大小给监管部门提供了在银行网络可控性层面上实施针对性监管政策的可能性,2008-2009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银行拆借网络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此时存在较多比例的银行节点影响整个银行拆借网络的可控性;2012年银行拆借网络的可控性达到最优,驱动节点比例值最小,央行需要监控的驱动节点较少,整体来看驱动节点比例值与金融危机事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当系统性冲击事件发生时,驱动节点的比例值往往较高。此外,还发现驱动节点不是关联度高的节点,也不是规模较大的节点,这是对以往研究结果的补充,在监管层面,央行应该考虑银行拆借网络的整体可控性,除了关注大型国有银行外,也应该关注相对较小的银行,有时耗费巨大的成本去救助大型银行可能效果甚微,而对驱动银行节点进行流动性救助不失为一种更好的救助策略。研究结果从网络可控性和监管的角度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识别出银行拆借网络中的驱动节点,帮助监管部门确定应被监管的机构。其次,本文首次引进控制中心性的概念来量化单个银行节点对整个银行拆借网络的控制能力,计算我国银行拆借网络中节点控制中心性的分布情况,重点分析驱动节点的控制中心性,并讨论控制中心性与度分布和层指数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驱动节点的控制中心性先增大后减小,2008-2009年驱动节点的控制中心性较小,央行需要提供更大的流动性救助来维护拆借市场的稳定,即投入的监管成本较大;2012年驱动节点的控制中心性达到最大值,说明此时银行拆借网络的可控性达到最优,央行投入的流动性救助成本最小。整体上看驱动节点控制中心性的趋势与其比例值的趋势相反,驱动节点的比例值越大,影响银行拆借网络可控性的节点就越多,节点的控制中心性越小,央行的监控成本越大,控制中心性的趋势验证了驱动节点比例值趋势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此外,还发现银行拆借网络的控制中心性与网络的度分布有关,节点的控制中心性与它的层指数有关,同一年银行拆借网络中,驱动节点具有较高的层指数和较大的控制中心性。研究结果有助于央行更精确地了解银行拆借网络中节点的控制中心性大小,从而制定精准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最后,本文创新地研究了银行拆借网络的可控性与时间尺度的关系,构建了银行季度、半年度和年度三个时间维度的拆借网络,考察银行拆借网络拓扑性质的变化情况,并分析驱动节点在不同时间维度的演化规律。研究发现平均集聚系数保持在0.3左右时,银行拆借网络较稳定,当升高至0.5以上时,央行应该保持警惕的态度,来防范系统性风险;此外,还发现随着时间尺度的增大,驱动节点的比例呈现幂律衰减规律,幂律指数β=-0.46,驱动节点比例值的变化比率小于时间尺度的变化比率,不同级别时间尺度的驱动节点比例值是不同的,这就需要不同的控制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监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根据时间尺度来进行调整,才能使得政策有针对性地发挥作用。综上,本文对我国银行拆借网络的可控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究,研究成果提供了定量指标,帮助监管部门制定更有效的监管和干预政策,为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