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伴随着中国与西方的接触，西方社会“教养兼施”的慈善理念渐为中国人所关注。西方教会以及传教士在中国的慈善实践，更是让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教养兼施”的慈善活动有了更加直接的体察。一些中国的思想先驱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的慈善救济理念，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重养轻教”的慈善思想需要转变，由此中国慈善思想开始了近代转型。清末义赈的兴起，使得传统中国慈善突破地域限制。光绪初年“丁戊奇荒”之际，南绅北来放赈。北方灾区妇孺因灾被贩卖现象严重，南绅集资创设专门的收容机构进行收养，天津河间广仁堂由此成立。本文以清季天津广仁堂为个案，以《天津市广仁堂全宗》为核心档案，以地方志、报刊杂志等为主要参考资料，从广仁堂的成立、初期机构设置、其他机构的相继成立与并入、领导机构的设置与沿革、资金筹措与善产管理以及妇孺慈善事业六个方面，考察清季广仁堂，力图展现这一时期广仁堂的全貌，并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对广仁堂，以及其所从事的妇孺慈善事业进行探讨，尽可能的将个案研究与大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广仁堂是在中国慈善思想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时代大背景下成立的，其一经成立就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善会善堂的组织形态和机构构成。其由南方人士在北方创办，收养北方灾区妇女和儿童，各种机构设置均将“教养兼施”这一理念贯彻其中。随后相继成立的各类机构，从不同方面丰富了广仁堂的组织内涵，使其慈善救助事业的范围得以扩大，但中间也出现了因为领导人更换过于频繁，而发生善举中辍的现象。广仁堂刚一成立，采用的是三位总董和三位副董共同负责的管理机制。后经整顿，设立驻堂总董和若干名值年总董共同负责的领导机制。清末新政时期，广仁堂领导机构采用总董下设坐办，坐办下设堂董、议绅等的管理机构，从而使善堂管理机构日趋规范化。广仁堂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民间和官方，广仁堂利用这些资金大量购置地产和房产，并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对这些善产进行管理和维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广仁堂的妇孺慈善事业，是其慈善活动的主要内容，从成立到王朝覆灭，其一直都在努力践行“教养兼施”的慈善救济理念，从力田所、工艺所到女工厂、幼稚园等的机构变迁，无一不是对这一理念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