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婚姻自由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同时对婚姻家庭的稳定性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离婚率持续上升。2021年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16-2020年中国的粗离婚率均超过3‰,其中2019年粗离婚率为历年来最高,达到3.36‰。1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往往会引起财产纠纷、子女抚养权纠纷、探望权纠纷等问题。由于父母离婚后减少了与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势必会伤害子女的身心健康,探望权制度的设立,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对子女的伤害。我国在2001年《婚姻法》首次将探望权制度纳入其中,之后在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沿袭之前《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但其规定过于笼统与模糊,而且可用性不强,致使司法实践中仍旧纠纷不断。因此,不论是从立法还是司法层面,都应对我国探望权制度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完善探望权制度的法律建议,以规范我国司法实践操作不一的现状。本文首先阐述了探望权的概念、探望权的性质以及探望权的制度价值,得出探望权具有权利义务双重属性,该制度的设立能够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且满足亲属的情感需求;其次总结出现阶段我国立法对探望权制度的相关规定,在北大法宝搜集47份关于“探望权纠纷”的案例进行整理,得出我国探望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以更宽广的视角对域外国家的探望权制度相关立法进行梳理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完善我国探望权制度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针对立法上未充分体现未成年利益最大化原则,提出明确探望权的权利义务属性,将子女意见作为重要考量因素;第二,关于探望权主体范围狭窄,不符合实际之需的问题,提出扩大探望权的主体范围,将未成年子女、（外）祖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纳入探望权的主体范围;第三,针对探望权的适用前提单一,不能涵盖实践中存在的非传统婚姻模式,提出将无效婚姻和夫妻分居的情形纳入其中;第四,针对探望权的行使内容过于笼统,不利于双方纠纷的顺利解决,提出对探望权的方式和时间进行细化;第五,针对探望权的中止事由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提出将单一的概括式立法模式转变为列举式的方法;第六,针对探望权执行困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探望权纠纷问题,提出协助方不履行协助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入探望监督人制度帮助冲突的顺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