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而在我国，他们对公安司法机关的讯问负有如实陈述义务。两相对比，足以让人思考我国有无必要建立沉默权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建立沉默权制度以及建立沉默权制度需要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作哪些变革? 笔者从法哲学，诉讼法学和现实需要三个角度入手，论证了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法哲学依据有两个：主体性理论和自然权利学说。主体性理论要求无论如何都要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来对待。这种要求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追诉官员和审判机关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视为平等的诉讼参与者、协商者，同他一起进行平等的理性交涉活动，而不得将其视为被镇压的客体，采取强制压服等手段迫使其接受某一行为，决定或裁决。只有赋予被控方以沉默权，他才能在诉讼中保持意思自治和行为自由，有效地防御公安司法机关的攻击。因而沉默权制度的建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诉讼主体的必要条件。自然权利理论要求社会成员有言论的自由，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自由，还要求国家权力的取得和行使必须以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然权利为归依。沉默权作为一种“不说话”的权利，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作为一种以主体身份参予刑事诉讼的权利，属于参与社会活动自由的范畴；理应当然应当归犯罪兼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另外，自然权利理论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要求国家权力的取得和行使必须尊重个人的自然权利，当政府以国家名义对某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予以剥夺或限制时，该人与国家在利益上处于对立和冲突的生命、自由、财产予以剥夺或限制时，该人与国家在利益上处于对立和冲突的地位，他有权为维护个人利益而与国家进行积极的对抗，对官方讯问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 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诉讼法学依据也有两个:无罪推定学说和诉讼构造理论。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需举证，因而在诉讼中有权保持沉默。而且，按照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实体权利没有遭到剥夺或限制的无罪公民，享有如上所述的言论自由、参与自由等，因而必然享有沉默权。另外，无罪推定原则还要求定罪审判的程序必须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而沉默权制度洋溢着程序公正的精神，为被控方有效地参与刑事程序提供了操作规章。诉讼构造理论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以三角结构为发展取向。而三角结构的诉讼构造，其要义之一在于控辫平等、审判中立。为此，天生就拥有强大优势的国家，需要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方式来防止自己成为强权压服者、创造法律拟制的平等来使自己成为程序中的当事人，而非压服者。 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也有其现实依据:有效抑制公安司法机关的程序违法行为。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当中，公安司法机关的程序违法行为，如刑讯逼供、超期羁钾和滥用强制措施等，比比皆是，屡禁不绝。要根治这些病疾，必须建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消除这些程序违法行为的制度性病灶，也是文明各国的经验结晶。 不过，沉默权制度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究其发生原因如下:首先，刑事诉讼的公正协调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兼顾两者，不能片面倚重保障人权。因而，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对少数几咱犯罪应作为例外，不适用沉默权。其次，我国的刑事侦控，还没有进化到以物证为中心的状态，正处于以人证为中心的状态，不能完全摆脱对供述的依速，因而对沉默权的适用范围应有所限制。最后，纵观国际动态，对沉默权的适用予以限制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理应对此趋势作出回应。 我国原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是与如实陈述义务相适应的。一旦建立沉默权制度，应对其进行七个方面的改革:(l)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2)废除审前如实陈述义务;(3)改造庭审讯问程序;(4)建立非法供述排除规则;(5)保障律师审前辫护;(6)禁止对沉默作不利推论;(7)确立沉蔽权适用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