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不能承受人类发展之重，全球变暖已被证明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而新兴国家正普遍遭受雾霾围城之苦，绿色发展既是建设美丽中国、保障人民健康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政府通过关停转迁实现的蓝天白云不可持续，必须依靠以环境技术持续改进为目的绿色创新。由于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市场供给往往失灵，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就是后发国家主动应对环境挑战的关键。加强环境规制一方面可以行政逼迫企业转向绿色创新以减少排污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市场上绿色产品的相对利润激励企业主动绿色创新以追求高额利润。考虑到绿色创新和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地方环境规制的“竞逐到底”、环保公共品供给失灵等往往可能破坏环境保护的大局。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利用中国281个地级市2008~2015年的数据，在中观层面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首先，本文从理论层面梳理归纳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结合环境规制的空间效应拓展了邻地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第二，本文采用考虑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角度、非径向的Super-SBMDEA方法，综合考虑科技投入、能源投入、科技产出和污染产出构建绿色创新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各地级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与此同时采用熵值法综合五项工业和生活污染治理单一指标测算了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第三，本文建立四种空间模型以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并重点在空间杜宾模型下探讨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就结果展开讨论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结合研究结果和已有文献对如何利用环境规制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研究发现：(1)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格局，并且呈强烈的空间正相关，而在时间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环境规制强度则呈单调递增的趋势，且增幅趋于缓和，地级市之间的效率差异相比规制差异较大，但都呈现收敛趋势。(2)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符合“强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企业利润率上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日趋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在短期内迅速使“创新补偿效应”超过“成本遵循效应”，使得净效应为正，而且在中长期内，通过提高绿色创新的相对利润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3)邻地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十分显著，且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短期内因邻地加强环境规制使得污染产业向本地迁移，进而改变了本地的技术创新方向使得绿色创新效率下降；而在长期，邻地绿色技术的较高相对利润对本地污染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加上全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高，本地绿色创新效率开始回升；而从环境分权和地方官员任期的视角来看，较强的环境分权能够提高地区环境规制的灵活性以谋求本地最大福利，从而加剧了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博弈，而任期较短官员倾向于考量短平快的基础建设项目而减少外部性较强的环境和科技公共品投入，也不会主动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以增加资本和企业的进入壁垒。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探索建立区域污染联合防治体系，完善与实行多样化、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加强绿色创新投入和公民环保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