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知”(Knowledge-How)与“所知”(Knowledge-That)①看似是两种不同的知识种类。会知是关于“如何做某事”的知识,也通常被认为是主体做某事时所运用的知识;所知是关于某事态的命题性知识。命题是主体判断事物时有真有假的认识内容,而命题性知识是主体对相关命题理性思考后所相信的真命题。自古希腊以来,知识被认作“真实的信念加逻格斯”,由此来反映我们灵魂中理性部分的认识内容。这种看法导致人们将会知归为所知的一种,也被称为“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理智主义将会知还原为所知,并不仅限于所输出的命题知识或真理规则,更在于认识主体对命题的理性加工过程。对命题的理性思考是会知的关键。理智主义不仅在认识论中根深蒂固,还深深影响了心灵哲学中的相关研究,尤以笛卡尔主义为代表,笛卡尔主义也进一步巩固了理智主义的地位。然而,赖尔(Gilbert Ryle)通过反对笛卡尔学说的内部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理智主义的合理性,正式提出了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立场。赖尔认为,理智主义将智力与理智混为一谈导致了会知被迫从属于所知。但是,有智力与有知识是不同的。会知对应智力范畴内的知识类型,而所知对应理智范畴内的知识类型,两者不应被混淆。如果会知可被所知还原,那每一次会知的启动都需前一个体现智力的命题思考活动,导致该活动陷入无穷的命题思考中,理智主义面临无穷倒退的窘境。因此,会知应该是一种独立的知识种类。赖尔认为会知是一种体现智力、活动与倾向的关于能力的知识,主要表现为运用命题知识的能力,并将之输出为一种现实化的倾向,不等同于命题知识本身。主体会知某事不直接因为那些真理和规则,而是得益于调节、实现这些规则的能力。赖尔独到的见解首次引起诸多学者对会知问题的重视,也受到了理智主义一派的强烈反驳。当前我们所讨论的理智主义是以斯坦利(Jason Stanley)和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对赖尔的反驳为范本的。他们认为赖尔的无穷倒退论证(Regress Argument)中存在两个基本的预设:如果某人作出某种行动,那么他运用了这种行动的会知知识;如果某人运用了关于某行动的所知,那么他就在思考与之相关的命题性知识。这两个预设再加理智主义的前提就可造成无穷倒退的困境。然而,前者只能在有意图的行动中成立,后者只能在无意图的行动中成立,两者无法同时成立。因此,无穷倒退论证失败。此外,会知与能力并不是充分必要的关系,比如琴师断臂后仍然知道如何弹琴,但却失去了弹琴的能力。斯坦利和威廉姆森还利用语言分析的手段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会知还原为所知的方案,使传统理智主义的观点焕然一新。他们认为会知与所知仅存在表面的句法上差异,但两者实为相同的知识种类;主体可以在“实践的呈现模式”(the practical mode of presentation)下掌握一些关于行动方式的命题,从而获得相应的会知。斯坦利和威廉姆森利用先进的语言学工具,为众多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开启了新视角。笔者认为,斯坦利和威廉姆森的新理智主义观点存在许多问题,其所总结的关于无穷倒退论证的两个预设是对赖尔的极大误解。在预设一中,赖尔认为作出某动作并不意味具有相应的会知知识,评判会知知识的关键也不是意图,而是智力等综合因素。在预设二上,赖尔的构证逻辑是如果有人在思考命题,那么他就拥有了相应的所知,这与斯坦利与威廉姆森的总结是完全相反的。其次,他们对“会知即能力”的解读反映出他们对能力较浅的认识。斯坦利和威廉姆森利用“琴师断臂”等案例来反驳能力是会知的必要条件,但是,断臂的琴师不具备将之输出的现实化倾向,并不具备如此行动的能力。此外,斯坦利和威廉姆森并没有交代清楚什么是“实践的呈现模式”,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何做某事”、相关的方式命题与该模式之间的关系。根据克特(John Koethe)的说法,实践的呈现模式是对行为的例示(instantiate),但是如何例示又将再次陷入无穷倒退的困境中。斯坦利和威廉姆森的本意是通过实践的呈现模式来解决会知还原的问题,但是该概念的建立又包含了会知,因此这种论证最终是无效的。笔者在会知问题上站在了赖尔一边。然而,赖尔理论中却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即会知从何而来?赖尔认为实践是会知的始因,但是并没有详细地展开描述。笔者认为澄清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会知的建立来源于命题性知识,那么会知的独立性会被再次取缔。笔者通过分析会知和所知的本质属性,发现会知的默会性、个体特殊性与所知的言述性、普遍性是背道而驰的。会知的这些属性只能在实践的作用下被容纳。主体也只有在亲身实践中才能建立起与行动相关的能力,并相之成功输出为一种现实化的倾向。因此,会知不仅是一种体现智力、活动和倾向的能力,更是一种实践能力。实践不仅是会知的来源,还是会知塑造的必经之路。笔者将“实践”因素加入能力的内涵中,来补充发展赖尔的反理智主义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