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与优化,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作为能源、资源的转换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应该看到,经济增速长期保持在高位的背后是大规模持续投资、粗放能源资源消耗和对严峻环境问题的认识不足,当前中国正面临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资源和环境问题的重大挑战。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生态环境改善真正成为国家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目标,生态环境改善取得了阶段性效果。尽管如此,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效并不稳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和窗口期。中国政府希望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新道路,而这一道路实现的重点和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考虑到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再次经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中国也从工业化进程中后期进入到后期阶段,地区间联系日渐紧密,生态环境形势发生较大变化。本文认为有必要从产业结构——这一经常被学者们忽视的重要因素出发,加入影响的空间相关性和时空异质性,探讨产业结构变动对环境污染与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重点考察的问题是:第一,近二十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与水平如何,地区间产业结构变动的时空演变有何特征;第二,中国各地区生态效率在近二十年来有何变化,环境污染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有何联系;第三,除了全局影响之外,产业结构变动对环境污染与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是否具有时空非平稳性特征,产业结构变动的减排效应及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是否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这种改变的方向和程度如何;第四,如何根据实证结果提炼出更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规律和影响机制,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角度为环境污染的区域间联防联治以及区域生态高地的打造提供研究支撑。本文总共有七章,其中第三章到第六章为本文核心的研究内容。论文总体的写作思路是以产业结构优化的三个阶段（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发挥作用—产业结构变动结果）为主线,在深入细致的分析传统空间溢出效应与时空异质性视角下产业结构变动对污染排放与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究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以及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考察影响强度随时空变化的特征趋势。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基于产业结构演变与优化理论,构建了更为细致的产业结构生态化指标,并将反映产业结构变动水平的三个维度指标（合理化、高度化、生态化）与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相耦合,估算出反映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综合水平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同时,本文还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模型,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重要非期望产出之一,测算出了各地区历年的生态效率,作为后续实证研究的变量基础,并利用Arc GIS软件对样本期内各地区产业结构变动水平以及生态效率在地图上实现了可视化呈现,进行了关键变量的时空演变分析。实证研究分两个章节展开,首先是较为传统的全局平均空间计量实证分析。在利用全局Moran’s I指数考察各个环境污染物以及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集聚情况的基础上,利用固定效应SDM、SAR等模型,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包括合理化、高度化、生态化的分维度考察）对环境污染排放与区域生态效率的全局平均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随后,本文着重介绍了变参数的经典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及其理论,并尝试应用GTWR模型来解算不同时空样本点局部的系数强度变化,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对环境污染排放与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时空异质性。利用箱线图描绘出样本期内产业结构变动对三种污染物排放以及区域生态效率影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同时,绘制了30个地区随时间变化的系数曲线,根据曲线形态,将具有相似变动趋势的地区进行归类分组,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环境污染排放与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根据以上研究内容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本文总结、提炼出五个研究结论:（1）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样本期内除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是呈现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产业结构生态化、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变动综合水平（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均呈现“U”型变化趋势（后两者“U”型较为温和）;区域生态效率也表现出“U”型变化趋势,其中最低值在2015年（0.723）,2019年爬升到0.787,最大值在2000年（0.891）。从空间格局演变情况来看,当前产业结构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了东部沿海地带,东部许多地区（例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已经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绿色转型。（2）样本期内,三种环境污染排放与区域生态效率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而且总体来看,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依赖性不断增强,表明有必要在实证分析以及政策制定中考虑这种已经客观存在的空间集聚状况。（3）产业结构变动综合水平（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在全局平均上显著有利于污染减排,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作用,但其对区域生态效率提升作用的邻域溢出效应有待加强。从时空异质性视角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对二氧化碳和工业二氧化硫的减排效应在不断减弱,而对工业废水的减排效应则较为稳定,其中不断减弱的减排效应主要发生在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而对于中西部地区以及能源资源大省而言,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来实现污染减排效果依然具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在大多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型”变化趋势,近来年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生态效率提升的作用在不断增强;而且具有相似影响强度变化趋势的地区在空间上呈现集中片状分布（例如长江中下游省份、沿黄能源资源省份、京津冀、川渝地区、东北地区等）。（4）在产业结构变动的分维度考察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污染排放与区域生态效率提升的作用是不断增强的,而且其对后两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污染排放与区域生态效率提升的作用是有所减弱的;产业结构生态化对环境污染的减排效应基本保持稳定,但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在近年来有所下降,产业结构高度化、生态化对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待加强。（5）绿色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更多体现在邻域溢出效应中,而其对区域生态效率提升的作用则主要体现为本地效应。能源结构变化对污染排放与区域生态效率提升在全局平均水平上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本地效应中。外资利用水平对污染排放与区域生态效率提升的作用也主要体现在邻域溢出效应,样本期内“污染天堂”假说并没有体现,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理念的跨区溢出效应应该得到重视。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反而促进了二氧化碳排放,即产生了“绿色悖论”效应。最后,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强化污染联防联治,建设区域生态高地;通过差异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推进地区绿色转型;推进部门间、地区间要素流动,服务业与相对清洁工业部门比重不宜盲目扩张;以清洁技术与能源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