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汾州府市镇发展既有量的增加又有质的提升。康熙、乾隆两朝为其高峰阶段,这与当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总趋势紧密相连。就空间分布而言,府东四县平遥县、介休县、汾阳县、孝义县的市镇数量多于府西一州三县,但前者的辐射范围小于后者。这种现象与该府东部盆地一带社会经济较为繁荣的现象一脉相承。清代汾州府市镇商品经济总体呈繁荣景象,但其内部差异亦十分显著。位于永宁州西部的柳林镇因其西滨黄河、北接碛口镇而成为黄河沿岸的重要市镇,其兴起与繁荣都得益于清河水河床南移。乾隆、咸丰时期,在该镇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是本地商号;到光绪年间,外地商号的数量渐趋与之持平。清代柳林镇的空前发展既体现在商号众多,又反映在陶瓷业、粮食行市、水磨业、印染业、典当和借贷业等诸行业。三泉镇地处汾阳县西南部,因其地理位置特殊而成为连接周边多地的交通要冲。该镇除商号繁多外,集市活动亦颇为频繁,且形成了专门的市场区域。清代汾州府市镇发展既与当地独特的区域环境相关,又受惠于逐步恢复并日渐繁荣的社会经济。与此同时,“晋蒙粮油故道”的作用亦不可小觑。这条横亘于晋蒙之间的商路途经汾州府境内,从而将府内各州县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促进了内部商业贸易的频繁交流,也推动了跨府、跨省经济活动的开展。该商业路线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完善,交通状况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吸引诸多商人驻足此地,汾州府的商业字号亦随之增多。碛口、向阳两镇的兴盛便得益于此。以市镇发展为背景,清代汾州地方社会也发生诸多变化;同时这些变化又促进了市镇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空前密切。市镇发展首先带动了商业人口的地域双向流动。这种流动方式不但加强了府内外多个州县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而且又反过来促进了汾州府市镇经济的繁荣。市镇发展也促使当地的集市、庙会活动日趋频繁,不但次数在不断增加,而且时长也得到延展。这对原有的市镇管理体系来说是个新挑战。这时民众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经济活动管理当中,市镇活动得以有序开展,商品经济能够持续发展。道光年间发生在孝义县兑九峪镇的粮食囤积案,展现了市镇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互动情况。作为市镇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地方政府和商人之间始终处于博弈状态,双方向来保持着既排斥又共存的复杂关系。即便如此,商人仍是市镇活动中的主角,因此这一群体势必会对当地社会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数量的增长,商人的整体实力也在逐步提升。他们不仅是商业活动的主体,而且是地方社会救济、公共设施建设以及文化事业的重要参与者。这些活动又为其在当地赢得了更多声望和话语权,从而强化了该群体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