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构成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2021年政府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国企改革过程中的一条主线为“所有权改革”,即: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民营资本和市场投资者,将部分或者全部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移交给市场投资者或者民营资本,以实现对国有资本的盘活和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培育。这一过程被称为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制”。虽然目前观点往往认为完成了组织所有权变更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已经转变为市场化主体,但民营化改制型企业的经营效率、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和发展往往并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在“迷雾”中不断探索和演进的动态过程,需要现有研究加以重点考察。在组织改制和转型过程中,组织决策者和管理者不仅会根据组织内外部的发展动态、所浮现出的新问题去制定和调整组织战略,同时参与国企民营化改制的民营资本和市场主体,包括自然人、家族和外资等具有不同的决策偏好,因此,无论是组织所处的演变阶段差异还是参与民营化改制的多元主体特征,均会引致民营化改制过程和效果的异质性。因此,探究民营化改制后组织战略演变的渐变性和参与改制的多元市场主体的逻辑差异性,是了解民营化改制对企业组织战略和企业活动的影响方式和程度的两大关键维度。本文则是基于以上动机展开,对民营化改制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加以考察。这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国企改革的组织行为逻辑和改制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更好地激发、引导民营资本和市场主体参与到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来,促进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进一步融合互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提速的新动能,更是企业应对市场竞争和不确定性的有效解决途径。因此,“国企民营化改制能否、以及如何提高企业创新活力?”一直是实业界和学界的关注焦点。创新水平和能力的提高,是实现政府主导下的原国有企业向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成功转型的关键和表现;更是民营化改制企业在脱离政府干预和软预算约束后有效应对市场竞争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良药”。然而,现有关于“民营化改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论在作用效果还是作用机制上都存在诸多争议甚至矛盾的地方。本论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后发现（1）:尽管民营化改制后企业的创新水平往往实现了骤增,但是改制企业的创新水平在更长的时间窗口中却呈现出上下波动甚至回落的态势。该结果说明民营化改制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和创新活动并非随着所有权变更就出现“一改则成、一蹴而就”的情况,在完成所有权变更后（2）,民营化改制企业所继承的组织惯性和国有制度逻辑不仅会影响组织管理者的决策过程,同时组织内部不同管理逻辑还会发生互动和冲突,进而使得企业创新决策表现出差异和波动的态势。然而,现有研究少有关注到“后改制时期”企业创新水平波动的异质性及其背后的原因,目前主要的研究普遍停留在探索“民营化改制为企业创新带来的‘净效应’这一问题上”。本论文作者认为:“后改制时期”民营化改制企业的创新决策是在不确定性中探索、尝试和不断积累的动态演化过程,其创新活动主要受到两方面影响:其一,决策者会根据组织转型发展的即时状态和转型阶段,来调整组织的创新搜索水平;其二,参与改制的市场化主体往往具有不同的制度逻辑和决策偏好,这使得民营化改制企业在市场化转型中面临内部逻辑冲突。因此,在“后改制时期”,他们往往在创新选择和行为上表现出明显差异。基于上述背景和主要论点,本文聚焦于民营化改制企业,从组织绩效反馈和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出发,重点探索在“后改制时期”的“迷雾”中,民营化改制企业如何进行创新抉择?为解决这一问题,本论文作者首先对绩效反馈理论、制度理论和国有企业改制等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评述。具体的,论文第二章评述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包括绩效反馈理论和制度理论。第三章评述了国企改革的历史沿革、国企民营化改制的概念和内涵、国企民营化改制的动因、以及现有文献关于国企民营化改制影响组织创新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效果。在此基础上,挖掘研究的理论缝隙,构建后文研究的理论模型。具体的,本研究重点探索了以下三个问题:（1）当民营化改制企业面临异步型绩效反馈,组织内部创新搜索强度如何?（2）当民营化改制企业面临模糊性绩效反馈,组织外部创新搜索强度如何?（3）多元制度逻辑如何影响民营化改制企业在“后改制时期”的研发水平?本论文以我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搜集、整合了多来源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在实证分析中,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交互项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各部分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第四章内容作为本博士论文的前导研究,在充分描述研究数据和样本构建的基础上检验了民营化改制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企业所有权从国有变更为非国有以后企业创新的动态变化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具有不同的行业特征和企业特征的样本进行了异质性探讨。本章研究结果表明:民营化改制对组织市场化转型和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远非之前研究所呈现的、简单的积极作用或者消极作用,而是一个具有高度动态和异质性的效果。对于民营化改制企业以及企业管理者而言,实现组织市场化转型、完成历史身份的蜕变并非易事,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型过程往往会因市场化转型的阶段性和参与主体的差异性而有所不同。第五章主要解决研究问题一——当民营化改制企业处于异步型绩效阶段,即:民营化改制企业的绩效水平高于同业国有企业而低于同业创业型民营企业的情况,组织将如何展开内部创新搜索活动?本章研究发现:民营化改制企业在“后改制时期”的组织创新活动是一个权变过程,决策者会根据组织绩效的相对状态,即:与市场中的同行国有企业和同行创业型民营企业的相对绩效差距,来选择是采取问题解决机制还是自我强化机制来应对组织绩效反馈结果,进而调整组织的内部创新搜索水平。具体而言:第一,随着民营化改制企业的绩效表现逐渐接近市场中创业型民营企业,组织决策者将有更多信心和动力去采取问题解决机制,展开内部创新搜索活动,以追赶市场竞争者,提高组织竞争力;相反,当民营化改制企业的绩效表现更加靠近国有企业,组织决策者会为了避免创新搜索的失败风险,遵循自我强化机制,保护自身形象和组织权威,从而减少组织内部创新搜索。这一效应会进一步受到组织内外部边界条件的影响。首先,当企业内部薪酬差异较小时,民营化改制企业的相对绩效距离对于其创新搜索强度的正向影响将被强化;当企业内部薪酬差异较大时,民营化改制企业的相对绩效距离对于其创新搜索强度的正向影响将被抑制。其次,当同行国企所获政府补贴较少时,民营化改制企业的相对绩效距离对于其创新搜索强度的正向影响将被强化;当同行国企所获政府补贴较多时,民营化企业的相对绩效距离对于其创新搜索强度的正向影响将被抑制。再次,当行业竞争强度较低时,民营化改制企业的相对绩效距离对于其创新搜索强度的正向影响将被强化;当行业竞争强度较高时,民营化企业的相对绩效距离对于其创新搜索强度的正向影响将被抑制。第六章主要解决研究问题二——当民营化改制企业面临模糊性绩效反馈,组织如何展开外部创新搜索活动?模糊性指在组织面对绩效反馈时,难以有效定位组织所面临的问题,即:问题定位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将会影响到企业的问题搜寻和解决策略选择。本章研究提出:当民营化改制企业在改制后的绩效明显低于同行业国有企业时,企业管理者将难以有效定位问题,面临绩效反馈模糊性。基于威胁-刚性机制,组织的外部创新搜索水平将受到抑制。具体的,民营化企业相较于同行国有企业的绩效期望落差越大,越难以有效定位组织市场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故民营化企业进行外部创新搜索的水平越低。而随着绩效反馈的模糊性降低后,组织的外部创新水平将增高。具体来看,当民营化改制企业面对同等同行国企的消极绩效反馈时,与创业型民营企业的绩效逆差越大,组织相较于外部市场的不足和问题将得到更多的暴露和关注,故管理者对组织的外部不足定位越清楚,从而越倾向开展外部创新搜索;当独立董事占比越高,越能弱化绩效反馈模糊性,从而使民营化改制企业越倾向开展外部创新搜索。第七章主要从制度逻辑的视角出发,解决问题三——民营化改制中的多元制度逻辑,如:家族逻辑如何影响企业在“后改制时期”的研发投入水平?考虑到参与民营化改制过程中的市场主体多元性以及多元制度逻辑在组织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影响,本章聚焦于国企改制而来的家族企业中家族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影响,研究表明:家族逻辑的“非经济偏好、以家族利益为核心”与市场逻辑的“商业偏好、以市场效率为核心”存在内在冲突,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过民营化改制而来的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具体而言:第一,国企改制而来家族企业与国企改制而来非家族企业相比,其研发投入水平更低。第二,当国企改制而来家族企业所在地区的宗族观念越强时,企业中的家族逻辑越强,国企改制而来家族企业相较于其他国企改制而来非家族企业具有更低的研发投入水平。第三,当国企改制而来家族企业处于家族传承阶段时（即:当家族二代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时）,其相较于其他国企改制而来非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更低。第四,当国企改制型家族企业引入非家族管理人员时,其与其他国企改制而来非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差距将减小。本论文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本文讨论了民营化改制企业在完成所有权转让后,即:“后改制时期”的市场化转型的动态过程,提出:在“后改制时期”,民营化改制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在不确定性中探索、尝试和不断积累的动态演化过程。一方面,决策者会根据组织转型发展的相对状态,来调整组织的创新搜索水平;另一方面,民营化改制过程中组织内不同主体的决策逻辑和利益诉求差异,也会影响改制企业的市场化创新水平。本文从微观组织和战略管理视角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和效果差异性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刻揭示了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过程中创新活动变化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其次,本文对绩效反馈理论作出了一定贡献。已有研究注意到当面对异步型绩效反馈时,企业会采用“问题解决”或“自我强化”原则来应对,但尚未回答一个重要问题:组织何时采用“问题解决”原则,何时采用“自我强化”原则?本论文对此问题进行解答:组织决策者对两种原则的采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根据组织状态来综合判断采取何种方式最有利于维护个体和组织利益,从而制定响应策略。在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研究情境下,当民营化改制企业面对异步型绩效反馈（即高于同行国企期望绩效但不及同行创业型民企期望绩效）时,随着民营化改制企业的绩效水平愈发向创业型民企绩效水平接近,企业的应对策略机制将从“自我强化”转变为“问题解决”,相应地企业的创新搜索水平将越高。第三,针对“组织决策者面临期望落差时,如何选择某种响应方式”这一问题,本文对绩效反馈理论和公司行为理论作出了一定贡献。现有研究发现组织会采取一系列响应策略和行为来应对期望落差,但是关于组织决策者为何选择某种或者某类策略去解决期望落差的研究比较有限。本文基于绩效反馈因果关系识别视角,提出问题定位模糊性对于组织响应期望落差的策略选择的影响。在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的研究情境下,当民营化改制企业的绩效低于国有企业绩效水平,那么组织管理者将因民营化过程的高复杂性和管理者应对民营化经验的有限性而面临问题定位模糊的问题,从而使组织对高风险的问题搜索和解决方式望而却步。本文进而关注到绩效期望参考点的多元化和管理者专业经验的丰富度对于降低组织绩效反馈模糊性的重要影响,对主效应的研究边界进行了扩展。第四,本文基于我国民营化改制这一情境,对“非经济逻辑与经济逻辑如何互动”并进而如何影响组织创新活动这一问题作出了一定贡献。以往研究在讨论关于制度因素对国企改制的影响的时候,主要讨论的是国有企业所处的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对于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和组织转型的影响,并未深入到组织内部,忽略了民营化改制和企业市场化转型的执行人,即民营化改制中不同参与主体遵循的制度逻辑差异乃至冲突对于民营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基于原国有企业在市场化建设和组织转型过程中的家族化现象,本论文考察了家族逻辑中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非经济偏好与以商业偏好和运作效率为核心的市场逻辑之间存在的内在冲突如何影响组织创新活动。该研究不仅阐明了组织内部非经济逻辑与经济逻辑如何互动并进而如何影响组织创新活动,同时拓展了组织内部治理和外部文化的边界条件,揭示了组织内部逻辑冲突的动态性。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作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国有企业改制是一个处于不断动态变化、具有相当长时间、延展性的组织转型过程,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转型、完成历史身份的蜕变并非易事。无论是组织还是管理者自身,国有企业的过去身份和特征将会以各种方式对组织发展和管理决策产生影响。国有企业改制的管理者需要全面地、准确地根据组织的过去和实时状态来选择出相应的创新方式和程度,适应不同阶段和属性的改制企业市场化转型和成长,以实现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精准管理和施策,实现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化。第二,随着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要想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获得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精细化管理能力愈发重要。在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要善于运用不同的组织策略来解决潜在问题,提高战略灵活性。当国有企业在改制和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面临潜在问题时,要能够有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市场化战略,如选择内外部创新搜索等方式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新战略灵活性需要建立在组织决策者对组织问题的准确定位和解读之上。因此,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提高组织管理者、尤其是之前在国有企业和行政管理体制下的管理者分析商业问题和解读市场动态变化的能力,能够运用专业的管理能力准确分析和有效应对组织在应对外部竞争、进行市场化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三,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要善于运用外部参考点来分析组织状态,对组织创新活动进行适应性改变。参考组的设置要从单维参照向多维参照组转变,建立更具科学、多维、动态的参照评价体系。通过构建不同的参照点,例如:市场上不同类型的参照组,能够帮助组织决策者获取更多组织内外部信息,从而更加清晰地判断企业改制所处的阶段以及相应的改制效果,提高后续组织管理和战略制定的稳健性和准确性。最后,尽管市场主体参与到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能够为国有企业引入市场化的运营方式和思路,为国有企业提供先进管理经验和创新经营理念,但是市场化操作和理念在国有企业组织内的引入和融合效果会受到组织内部不同主体偏好差异的影响。因此,在当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在选择市场主体的时候,需要对不同类型市场化主体的治理逻辑和决策偏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加强对不同市场主体的投资逻辑的了解,兼顾融合参与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各方利益诉求,不仅要将民营资本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企深化改革的体系内,也要在发挥企业家的创造性和民营资本活力的同时,对民营资本的自利性和逐利性保持清醒认识,制定适度、合理规制和安排。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不同市场主体之间、不同非国有改制主体与国有管理者的隐性逻辑差异而导致的决策冲突,实现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对市场资本和主体更好地借鉴和取长补短,提高国有企业改革质量,最终达到国有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共生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