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高速铁路网建设不断推进,国内交通运输实现降本增效,高铁通车缩短了企业间的地理距离,而且有效地建立起信息互通,资本流动、资源共享、往来密切的“发展网”,不仅在宏观层面对沿线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微观层面对企业自身产生深远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金融资源的配置还不够完善,融资约束制约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高铁开通在微观层面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MM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等相关理论为指导,建立起高铁开通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基本逻辑框架,通过理论分析发现高铁通车不仅加快了依赖面对面交流的软信息的传递,降低信息搜寻等交易成本,而且弱化了监管距离给监管机制带来的阻碍,监管机构可以更加便捷、密切地监督和引导上市公司,使硬信息更加有效,减轻不同经济有机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委托代理冲突,同时也减少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外部融资成本降低,最终使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降低。本文采用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将全部数据根据高铁开通政策实施年份的前后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通过对多种融资约束衡量指标的分析对比,选用能有效测度融资约束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指标,设计实证模型来检验高铁开通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进行不同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检验,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为双重差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替换融资约束衡量指标的变量替换法以及定义伪高铁开通变量的安慰剂检验,排除未观察因素对本文结论的影响,稳健性结果与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本文的研究成果如下:（1）高速铁路的开通运营有助于降低企业对内部资金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2）高铁开通可以通过增加分析师实地调研的频次这一渠道,改善远距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状态,进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3）高铁通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产权性质异质性、规模异质性、行业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高铁通车运营对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华东华南地区的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减少作用更加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的建议是: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政府应充分肯定交通基础设施的积极作用,推进高铁建设,合理规划高铁站点;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高铁通车带来的出行便利,强化对上市公司的实地考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应当积极配合分析师调研,自觉接受外部监督,企业区位选择应考虑到高铁经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