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纵贯南北，是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历史上，尤其是在漕运高度发达的明清时期，京杭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的交通孔道，对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和促进南北物质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作为专为漕运而兴修的公共工程，它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代价发挥了“水利”，值得反思！在此背景下，笔者想以明代大运河为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入挖掘和系统分析，阐明运河的自然地理基础，从具体的时空维度仔细究明运河的通航状况，并从成本、物资流通的角度切入，考察运河的通航效率，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运河的客观认识。自运河的地理环境基础而言，京杭运河南北跨度大，沿运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变，时空尺度上的差异变化不利于运河的开挖、通航和维护，其通航能力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制约。揆诸历史实际，有明一代，运河的通航状况并不理想，表现为：一、运河故障频次颇高，尤其是闸漕、河漕，或溃或淤，故障频繁；二、故障之外，漕河上或闸或坝、或洪或溜，盘剥牵挽，航行不便；三、权力、身份等因素使得不同类型的船只在运河上航行的便利程度差异巨大。凡此种种，使得运河运行的成本高昂：一方面，开挖和维护运道均耗费巨大，河工频兴，夫役繁巨，但即便如此，运河的航运条件仍不理想，人力助运不胜劳苦，沿途使费五花八门，故而转输费用往往倍于物值；另一方面，人为因素使得运河运行的间接成本高企，这主要包括漕政腐败导致的物力虚耗、权力渗透对漕河运行秩序的破坏、漕河治理过程中与民争利格局下的利益损失、“曲护运道”而造成的严重的社会生态后果等。至于功能，运河首要保障的是朝廷主导下的物资调拨，主要包括粮食、建材等大宗粗重物资和宫廷日用消费品，此是其政治保障功能的体现；漕运之外，商品性的物资流通亦有不少，诸如粮食、棉布、丝织品及其他杂货的贩运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但总体上看，运河上的商品流通仍然是以区域内部的流通为主，此是其商业价值的体现。因此，所谓的运河“水利”，既受制于其自然禀赋的“先天”不足，又因人为因素导致了巨大的虚耗，其背后的代价是惊人的，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而言，运河的通航效率是不能太过高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