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翻译研究一直是翻译学研究中较少为学者所涉及的一个类别。以往的戏剧翻译研究中，对“可表演性”的探讨占了很大篇幅。“可表演性”探讨通过对语音、句子长短、口语化程度等标的进行比和考量，得出某一译本是否适合进行舞台表演的结论。然而，“可表演性”研究缺乏必要的科学性，且忽略了戏剧作品作为读物的特性。除了“可表演性”研究以外，还有学者从文化角度进行研究。文化角度的研究跟随翻译研究的主流，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但是不能对戏剧翻译的标准提出建议，因此具有局限性。本文旨在对戏剧翻译标准进行新的探索。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戏剧拥有其独特的展现戏剧人物形象及性格的方式，那就是对话。本文假定戏剧对话对戏剧人物形象的再现起决定性作用，以此为基础进行论证。在对话中，剧作家会有意识地采取特定手法，对戏剧人物进行形象建构。在《哈姆雷特》一剧中，威廉·莎士比亚采用了修辞格、诗学及风格标记词三个手法来对不同的角色进行不同方式的塑造。本文选取的中文译本分别是朱生豪和卞之琳的译本。朱生豪的译本采取散文体，虽然损失了诗体韵律的美感，但遣词用句凝练，美学价值得到保留。特别是在人物的民谣翻译中，朱生豪的译文采取中国古代诗词格律，赋译文以神韵。卞之琳的译本采取素体诗，在形式上对源语保持极大程度忠实，且在修辞手法的翻译上更胜一筹。但卞译中不同人物所使用语言系统没有明显区分，导致译语对不同人物性格的塑造不够鲜明。而在对原文风格标记词进行翻译时，两位译者都未能很好的完成。本文通过对《哈姆雷特》中若干人物对话的分析比较，以主流文学评论对被选取人物的评判作为标准，对朱生豪及卞之琳译本中的人物形象再现进行探讨。本文采取若干研究方法，包括与同语文学进行比较，风格标记词分析，量化分析等。本文尝试对比两个译文在戏剧人物形象再现上的不同，并对戏剧翻译的标准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