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违约金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合同法》第114条、《合同法》解释(二)第28条、第29条,《合同法》第114条规定合同双方可以约定违约金,一方认为违约金过高或低于损失时可以请求调整。《合同法》解释(二)中的相关规定是在上述条款运行不畅后出台的,看似是对违约金的形成条件、调整方式、调整幅度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遗憾的是,司法实务中调整的效果却并不理想,不同地区甚至于同一地区,对于违约金的调整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法律、司法解释的内容过于抽象,不具备可操作性,对于违约金的性质界定不清,直接导致裁判者对于违约金调整后的落脚点难以把握,是造成裁判尺度不一的重要原因。作为大陆法系的法国、日本和德国,均在法律条文中对违约金的性质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在各自的民法典中确认了违约金与损害赔偿在一定条件下的必然联系,也都承认违约金具有赔偿性及惩罚性的两重属性,区别在于以哪一属性为主。我国同属大陆法系国家,结合现有的法律规定,违约金立法的沿革,法律中规定的违约金亦应当包含惩罚性和赔偿性这两重属性,不过同时应当明确违约金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对损害赔偿额的预估,违约金的这一性质应当在法律法律条文中予以明确。在性质明确的基础之上,要解决违约金调整的司法困境,更应当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以指导司法实践,弥补裁判者认知能力的不足,诉讼参与者应诉能力的差距,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的统一性,维护司法的严肃性。调整规则首先应当明确司法调整以正当性为基础,以不轻易调整为原则,兼顾公平正义和合同自治。在具体的个案调整中,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尽量放宽损失的认定,严格限定调整的例外情形,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合同法私法自治、衡平双方法益的立法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