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时期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速度的加快,零散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经营要求,导致了大量的耕地闲置、撂荒,农业生产的效益、效率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推动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已成为提升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现有文献多从流出方(农户)视角,分析户主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制度环境特征、市场特征变量、区域环境变量等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这些研究不乏深刻洞见,但仍有不足之处。如果把流转看着市场行为,流转租金可以被看着是流转价格,其均衡流转量是供给方(农户)和需求方(流转大户)共同作用的结果,农地流转价格以农地自身经济价值为基础,是农地流转市场中供给方和转入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但现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农地流转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分析影响供给方的因素,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就相对有限。最为重要的是农地流转作为农村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只有在农地的流出方非农收入比重(包括农地租金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务农所获得的收益时,农地的供给才有可能会发生;与之相对应的只有农地的转入方,其经营性收入远超耕种农地所产生的机会成本时,才会产生农地转入的需求,直至供求双方达到均衡时,农地的流转才有可能发生。而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会使农业生产的成本下降,降低土地流入方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的经营风险。因此,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终会对土地流转的供求双方行为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农地的流转,而现有的研究对此尚未涉及。在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村庄农地流转供求双方的供求理论模型,讨论了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前后农地流转双方的供求均衡点的变化趋势,并以此为理论分析的依据探讨了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最终会对具有资源禀赋差异的村庄农地流转产生何种形式的影响,进一步通过运用安徽省2016年的村庄调研数据,采用Tobit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确实会对农地的流转产生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的村庄这种影响作用会更加显著,而在城郊地区的村庄,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却是负向显著的。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要重点关注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农村道路的建设与维护,在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同时破解农业生产因交通设施的不完善而带来的高成本“瓶颈”问题。(2)为了确保加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政府部门一方面在增加财政预算资金的同时也可以适当的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到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中。(3)今后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在资源禀赋具有差异的村庄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城郊地区的村庄,应将基础设施投入的重点放在如何更进一步的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上,即在原有的基础设施软硬件水平上进一步的提升其服务三农的质量。而对于偏远地区的村庄,基础设施的投入重点要兼顾质量和数量,特别是那些农村基础设施尚未改善的地区,应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