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无论是进城务工主动转移、还是土地征用后的被动转移,他们都是介于“农民”与“市民”间的特殊群体,构成了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他们需要面对在城市这一新的环境中如何生存和发展,这不仅是个体人生历程的转型,也是社会转型的关注,还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那么,何谓市民化?“化”意味着是一个过程、意味着程度和水平,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如何、不同群体的市民化程度和轨迹有何异同?由于中国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和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要实现市民化又会遇到哪些困境?这些都需要对市民化现状进行全面和科学的评估,本文研究意识便源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业转移人口中的进城农民工(本地/外地)和已经获得城镇户口的城郊失地农民。在研究过程中,以市民化的概念界定为起点,认为市民化是在人力资本、工作生活、社会交往和市民权等各方面与市民的距离不断缩小、最终形成身份认同的过程,可视为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基于这一界定和本文的研究主题,从四个方面提出相关研究假设:(1)市民化程度是可以测量的;(2)市民化内涵可以概括为若干个含义明确的维度,各维度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但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3)不同群体的市民化程度和轨迹存在差异;(4)相关因素对市民化和各维度的影响有所不同,对各群体的影响也不完全一样,但可以从中找到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从而对影响机制进行考察。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选取长三角地区作为调研区域,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了解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现状,积累第一手的资料;并用SPSS20.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再用AMOS21.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结构效度后计算出各因子的权重,最终形成市民化指数,从而对个体、群体和受访者总体的市民化程度进行测量和评估;并运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以社会距离理论作为最主要的分析视角,同时综合人力资本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对外地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和城郊失地农民这三个群体在市民化过程中呈现的特征、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有:(1)市民化指数用1-5的数值来表示,代表了“未市民化——低市民化——半市民化——较好的市民化——完全意义的市民化”这5个阶段,形成了“连续统”;该数值的大小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表明现有的市民化水平和程度,二是离“完全意义的市民化”还有多少距离。(2)长三角地区农业转移人口总体处于“半市民化”水平(市民化指数为3.03),和“完全意义的市民化”(5分)存在很大的距离;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程度(3.26)高于本地农民工(2.91)和外地农民工(2.64),表明群体间存在明显的差距,意味着“城-乡之别”和“内-外之别”共存。(3)基于市民化相关理论和本文因子分析的结果,市民化的内容可概括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合、市民权的获得和身份认同这四个维度。首先,四个维度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但又并非线性递进和同步发展,非同步性这一特点在城郊失地农民群体上表现最为显著;其次,各维度权重不同,说明对市民化的影响力不同。(4)无论是市民化指数、还是各维度上,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制度安排的影响都是最为显著的、且具有全局意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可视为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共同建构,也是外在结构和个体行动的共同作用。(5)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要抓住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制度安排这三个关键影响因素,还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转移人口的特征分类考虑,以实现“半市民化”到“完全意义的市民化”。最后,对本文的创新性和研究效度做了简要的讨论,并与逆城市化现象、乡村振兴等议题进行了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