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与规范历来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研究的重点。但是长期以来,这些研究一直存在两个主要缺陷:首先,如国际关系理论明确展现的流派分野一样,权势与规范大多被限定在两个相对孤立的研究领域,缺乏必要的对话和沟通。尽管这种精细分工的研究方式能够有效地扩展单一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但这种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不同研究领域必要的交流和借鉴为代价,并且多少容易陷入深入研究的障碍,影响理论和知识的解释能力;其次,既往涉及权势与规范的研究大多注重静态而非动态,侧重稳定而非变迁。因此,过多的研究精力被投放于权势大小的估算、权势分布状态的判定,从而忽视了对权势性质、组成要素、权势转移、权势分布变化的应有考察。对于规范来讲,更多的研究还是集中于规范的功能、运行机制、执行效力的分析,而对规范的来源、演进动力和进程却缺乏必要的关注。所以,总体来讲,当前的权势与规范研究更多地处于一种孤立和失衡的状态。基于这种现状,本论文致力于从事一种聚合、平衡性的努力,希望通过对权势变动与规范演变关系的研究能够多少补充并纠正上述的种种不足与缺陷。　　 为了能提高研究的针对性,本论文选取主权国家体系下权势和规范最主要、最能动的载体——新兴强国作为研究的辅助变量。因此,本文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新兴强国急剧崛起引发的权势变动到底对规范演变产生了何种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论文采用理论推演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在理论层面,本文认为新兴强国急剧崛起至少引发了三方面的重大变化:(1)国际权势分布变动,这主要体现为强国之间的权势转移以及权势结构的调整;(2)国际体系扩展,这主要指国际体系地理范围、文化界限和问题领域的变化;(3)强国特有的规范体系的形成、强化和向外扩散。这主要指历史传统和成功崛起的经验一起重新塑造了社会共识、民族国家认同,强化了新兴强国特有的价值观念、伦理和政治文化。本文认为,这三方面的变化不仅冲击了既有的国际规范体系,而且为新兴强国改造国际规范搭建了基本的“操作平台”。它们不仅为国际规范的改造创造了需求,而且分别提供了物质性保障、操作的空间和参照的样本。另一方面,当面对不同规范体系的互动和冲突时,新兴强国也倾向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去改造既有的国际规范,以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和国际地位,推进其特有规范体系的“国际合法性”。由此,客观和主观层面的条件一同助推新兴强国成为规范的“经营者”,它们致力于国际规范的改造,推动新规范在国际体系的竖立、扩散和国际化,进而导致整个国际规范体系的演进。　　 为了更好地推导权势变动与规范演变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本文选取三个典型案例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验证。从荷兰的案例可以发现,17世纪末期荷兰的独立和急剧崛起有效地推动了国际权势分布由哈布斯堡西班牙单极霸权到欧洲现代强国多级均势结构的转变;形成了一个以西欧为中心在地理范围囊括中欧、北欧的现代欧洲国际体系,这一过程显然还伴随着文化、宗教、殖民与商业扩张等问题的深入扩展;与此同时,民族独立、国家崛起连同传统经验重新塑造了荷兰人的社会共识、民族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强化了其特有的价值观念、伦理和政治文化,这主要体现为对一套以宗教平等、宗教宽容、社会自由、海洋自由、主权平等和欧洲国家体系为核心的规范体系的信奉和宣扬。依靠上述的“操作平台”,荷兰历经80年争取独立和反抗西班牙霸权的斗争,极大地改变了17世纪国际规范的面貌、性质,并深远的影响了其日后的演变。　　 第二个案例是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在19世纪末期的崛起同样急剧地推动了欧洲多极均势结构的瓦解以及新老强国的权势转移;随着以德国为代表的新兴强国的不断涌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新一轮帝国主义扩张狂潮,国际体系(特别是强国体系)的范围也扩展至全球;与此同时,德国成功实现统一和急剧崛起的历史进程重新塑造并强化了德国人的社会共识、民族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巩固了其特有的价值观念、政治文化传统。这主要表现为对一套以专制、强权政治、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等级秩序为核心的规范体系的信奉和推崇。总之,上述这些变化同样为德国改造国际规范搭建了基本的“操作平台”,德国希望借此获得欧洲乃至世界的霸权,并为此做出多次努力。不过,德国推崇的规范与既有国际规范差异实在太大,而其又欠缺绝对的实力、必要的战略素质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去实现它的宏伟蓝图,这一切决定了德国挑战的悲剧命运。不过,国际规范的演进并没有就此停滞,与德国主张相左、被既有国际体系遗忘的规范显然得到了相应的竖立、强化和扩散。　　 第三个案例是美国。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的急剧崛起不仅推动了国际权势分布的极化走向,而且促成了两个非欧现代区域国际体系——美洲体系、东亚太平洋体系的形成,自此,欧洲国际体系失去了其在国际体系的核心地位,它与前两者一起构成了一个在地理范围、文化界线和问题领域远为复杂的全球国际体系。此外,历史传统、南北战争和其后国家成功崛起的进程重新塑造了美国的社会共识、民族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竖立并强化了其特有的价值观念、伦理和政治文化。这主要表现为其对一套以自由、民主、法制、自由贸易、海洋自由、民族自决、集体安全为核心的规范体系的信奉和推崇,显然,这与既有的以欧洲列强主导的国际规范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异和紧张。尽管存在国内孤立主义的强大阻碍,但美国依然坚定地选择了国际主义,它柔和了美国自诩的“天定使命”和其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致力于彻底地改造和替换传统的国际规范。美国人为此付出了两轮努力。第一次显然不那么成功,但积累了经验,总结了教训,并终在第二次尝试中获得收获,美国在很大程度依据自己的意愿改造了20世纪国际规范性质和面貌。　　 通过前述的理论推演和案例分析,本文着重提出:(1)新兴强国急剧崛起导致国际体系的相应变化为其改造国际规范创造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使得新兴强国能作为主要的规范“经营者”,在具体的改造实践中推动了国际规范的演进;(2)每个新兴强国急剧崛起都会冲击既有的国际规范体系,每个急剧崛起的新兴强国都会尝试对国际规范进行改造,无论这种尝试是否成功,都会推动国际规范的演进;(3)新兴强国尝试改造国际规范成功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对以下条件的满足程度——规范自身的质量、规范“经营者”的内在素质和战略素质;(4)纵观新兴强国急剧崛起对国际规范冲击和改造的历史,本文认为,无论是对于新兴强国,还是对整个国际体系来讲,国际规范演进的实质问题都是寻找并确立规范的“适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