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工夫历来是中国哲人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区别于其他哲人的主要标志,《训门人》中的修养工夫是朱熹晚年思想的代表,其内容构成一个由内而外、内外兼修的完整系统,是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具体展现。学界关于《训门人》的研究,多以之作为朱熹修养工夫的素材资料,没有将其看成一个完整的工夫系统,忽视了其作为独立意义哲学文本的价值。以《训门人》篇为主要依据文本,对朱熹晚年修养工夫的研究,有助于探讨其理论的实践指向与具体落实。在《训门人》中,修养工夫经由三个层面展开:涵养工夫属于内在的修养方法,是为了解决人心中理性意识的主宰问题,以为外向的格物穷理准备主体条件,朱熹吸收李延平的静坐思想,以之作为初学者收敛身心的入门工夫,但又看到纯任静坐的弊端,提出涵养应该以持敬为主,面对“持敬”工夫在流衍过程中出现的弊病,到了晚年朱熹更加推重“克己”工夫,以之作为“持敬”工夫的补充;读书是格物穷理最重要的工夫,古代典籍是圣贤思想的凝结,代表了天理的精义,通过读书不仅能够承继道统之传,也是穷究义理最有效的方法,经由对义理的涵泳,也可以起到涵养身心的作用,朱熹的读书方法通过其对读书态度、原则和要求的应机设教而实现;躬行践履是对“知”的“行”,是读书穷理的归宿与落实,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从而体认人伦日用处的“礼”即为“天理之节文”,从而自觉践履之,躬行践履需要从人伦日用处下手,同时亲身实行与讲谈论议也不可偏废。朱熹善于因材施教和因病下药,他会根据门人不同的气质与病痛给出不同的修养方法,但从原则上来看,朱熹的修养工夫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涵养心性、读书明理和处事践履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涵养工夫是为了使此心自作主宰,以便能更好地为读书明理准备主体条件,读书所明之理即是天理,天理本具在内心之中,又散布在人伦日用之内,在人伦日用处体会到天理的生生不息,也就实现了“即世间而出世间”的超越。朱熹由论证生活的意义,进而探索人生的价值,完成了从“以身体道”到“修己治人”转变,反映了儒者不同于佛老的入世关怀与时代担当。《训门人》中涵养心性、读书明理和以身体道的修养工夫,是朱熹人生价值理想的具体展开,体现了《训门人》所具有的道德指向,这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方面,德性人生是朱熹对所有人的期许,他认为为学应该以“学为圣贤”为目的,但又认为圣贤难为,要求门人以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醇儒之道自勉,去除自身私欲以保存天理,使人心与道心合而为一,如此也就实现了超凡入圣的目的;另一方面,使命人生是朱熹对儒者的要求,他秉承儒家“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的传统,认为儒者在国家层面应该以重建秩序为抱负,在社会层面应该以化民成俗为己任,由德性人生到使命人生,是朱熹由内圣而外王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