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作为最重要的信息中介之一，其与机构和上市公司关系一直备受学者关注。现有文献一般从动用个人关系、发布倾向性的分析师报告角度研究分析师在维护与上市公司和公募基金关系方面的努力，并且将私有信息作为分析师的主要回报。然而，来自实务界的逸闻揭示分析师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私有信息，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和拓展人脉关系(Soltes，2014)。在发达市场中，有记录的分析师客户互动仅限于频率和互动时间均有限的盈余电话会议（earnings conference calls），无法验证Soltes(2014)的观点。　　然而，中国特有的分析师实地调研信息为本文研究分析师与客户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便利。而且在中国的关系型社会中，分析师与上市公司和公募基金频繁的互动，易于相互绑定和长期利益输送。本文以分析师与客户的互动为切入点，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分别研究不同质量关系的作用差异。检验分析师在调研活动中与上市公司和公募基金的互动关系是否影响分析师的职业发展。进而综合验证分析师中介角色的个人收益。　　实证结果显示:分析师中介角色的结构化特征能够多方面影响分析师的个人收益，且分析师与特定客户的关系并非越亲密越好。全篇多维度的结果详细勾勒出分析师从分析师-上市公司和分析师-机构关系中获取的个人收益。具体而言，本文将分析师的个人收益分为以下四个评价维度:　　综合来看，分析师互动的上市公司或机构越多，且互动的上市公司或机构越集中，分析师上榜最佳分析师及获得晋升的可能性越大。不仅如此，分析师与机构和上市公司关系的集中程度与上述个人收益之间呈倒U型关系。说明分析师-上市公司和分析师-机构关系确实能帮分析师获得个人收益，但需要适可而止。　　私有信息角度，分析师的机构和上市公司关系与分析师预测误差之间显著负相关，此乃分析师确实通过机构和上市公司关系获取了私有信息。　　市场角度，分析师的机构和上市公司关系越强，分析师报告的市场反应越大，说明分析师的机构和上市公司关系提高了分析师的市场影响力。　　公司角度，上市公司调研接待的高管级别会随分析师-上市公司和分析师-机构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增减，说明分析师的机构和上市公司关系越强，越受上市公司重视。　　本文亦对所有假说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在改变分析师职业发展和分析师关系的定义方式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变化模型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有如下五方面的贡献:　　首先，本文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关注了关系对分析师职业发展的影响，为关系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经济后果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其次，区别与以往文献同质的关系度量方法，本文基于社会学理论，将分析师客户关系区分为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的关系度量方法，为研究关系在商业社会中的角色提供新的视角。　　第三，本文提供了关系作用效果新的经验证据，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关系与经济后果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本文发现了分析师客户关系的紧密程度与分析师职业成就之间的倒U型关系。　　第四，已有文献一般从私有信息视角验证了分析师个人关系的好处，而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关系的分析师个人收益提供更丰富的证据。　　最后，本文从多个角度验证了分析师客户关系对分析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具有一致性，说明我国现有的分析师评价体系较为合理，为此，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证券公司、投资者、上市公司评价分析师的信息中介角色提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