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证是认定证据的前提，是刑事证据制度和审理程序中不可缺少的步骤，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所有证据都必须经过当庭质证才能由法院认证并进而成为定案根据，否则就构成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但是，由于质证是在审判方式改革后才开始适用的，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立法过于原则化，使得刑事诉讼法典关于质证的规定过于粗疏。而司法实践中也因缺乏详细、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导致具体操作的混乱。 笔者认为，质证是审判方式改革后法庭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保障当事人权益，维护诉讼公正，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走向科学化、民主化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质证制度，理顺诉讼程序的内部机制，使质证程序与刑事诉讼其他程序能够有机结合，更好的体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进而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借鉴龙宗智先生相对合理主义的观点，从相对合理主义的思路出发，在思考和研究我国刑事质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问题上，结合中国国情，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找出不足，采取渐进的方法，从逐步的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 龙宗智教授认为：“既然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由法官审问制转变为控辩举证制，那么，就应当相应地实行诉讼原则和法官主持庭审方式的转变”。 质证模式的选择决定了质证方式、规则及具体程序的设置。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质证程序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以职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质证程序模式，两种质证程序模式最明显的差别在于:一是当事人参与质证的自由性，二是法官是否进行询问。 有人认为在以当事人主义为特征的程序模式下，质证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好的发挥，无论是在质证的质量和效果上都有明显优势，因而，这种程序模式己成为当今世界质证制度的一大趋势，但笔者同时认为，职权主义在质证程序中介入不是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尤其在弥补当事人质证能力不足方面，两种质证模式之间只存在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不存在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日本刑事诉讼质证模式设置时就采用了结合式的做法，它在大陆法系原有体系上引入英美交叉询问方式，实行审判长指挥下的交叉询问方式。笔者亦赞同我国在质证模式的构建时采用这种兼容并蓄的做法，但认为如何吸收与借鉴有进一步考察、探讨的余地和必要，中国公诉案件的质证是控辩双方进行而不是当事人进行的，因此，我国的质证模式应是在法官主持下，控辩双方间平等地展开质疑、对抗、辩论。 “现代以理性为基础的刑事审判，需要特定的构成条件，既庭审程序的‘标准性构成要素’，这些条件和要素可以概括为庭审的原则。”庭审的质证原则主要包括权利对等原则、质证必要原则、法官居中原则、适时质疑原则、质疑合理原则和辩论原则。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证明，质证制度发挥的水平高低及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质证规则设置的科学性。两大法系的质证制度主要有证据开示规则、交叉询问规则、关联性规则、可采性规则等。根据目前我国质证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着重对质证制度所涉及的质证主体、质证对象、质证内容、质证方式以及质证程序等内容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