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考察30年代上海文学与上海出版业的关系,重点落在思考30年代上海出版业对30年代上海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30年代上海国际都市是30年代上海文学和上海出版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性场域。伴随30年代上海都市辉煌而来的,是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繁荣。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环境、发展特点和出版物的接受状况,则决定性地影响着30年代上海文学的生成发展状貌,30年代上海文学的繁荣与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繁荣,两者之间有高度的关联。30年代上海租界相对宽松的出版管理环境吸引了大批作家定居上海。30年代上海都市崛起的新兴中产阶层是作家作品的当然读者,他们构成了促进30年代文学发展的巨大文化市场。30年代上海出版业注重市场善于整合营销、注重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益以及注重拓展多种文化产业链的特点,极大地刺激着作家创作速度地提高及多产,也扩大了30年代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传播范围,同时强化了作家的文学市场意识,以至于30年代作家整体上呈现出对趣味主义文学风格的追求。本文还分别对四位作家和出版的关系进行了个案研究。鲁迅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学的精神领袖,依托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繁荣,鲁迅推动了左翼文学的发展并赋予了杂文这种新兴报刊文体新的内涵;林语堂创造的现代小品也是颇受出版市场欢迎的报刊休闲文体,通过和中外出版商的合作,林语堂让中国文学从上海走向了世界;赵家璧利用自己身处商业性出版机构良友图书公司文艺编辑的有利位置,出版了支持现代文学向经典化和大众化两个路径发展的大型丛书;邵洵美创办的多家出版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传播班底,在传播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的同时,也拓展了30年代上海文学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合作特色。30年代上海出版业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它肯定和确证了现代文学经典化和大众化两种发展路径,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性格局。本文结论是:文学发展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精神发展,它还受种种物质性场域规约。以30年代上海都市和上海现代出版业为代表的物质性场域形成的巨大力量,规约着30年代上海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貌,促进了它们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