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是个社会流动频繁的时代。这不仅体现于横向上地域间的人口流动,也体现在纵向上社会阶层间的人口流动。以地域史的视角考察宋代秀州地区的人口与社会流动,发现多数秀州望族是由两宋之交由外地迁入。在这迁入群体中,又以选择嘉兴、海盐及崇德三县做定居点的为多。而同样经济繁庶的华亭县则显得较为少见。这应该是因为华亭地域开发较早且己经较为成熟,导致无剩余空间留予新居民。在秀州本土望族中,吕氏、朱氏、柳氏、陈氏皆世居于华亭,闻人氏、娄氏、沈氏则世居于嘉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亭与嘉兴在秀州地域中的中心地位。而吕氏、朱氏两个大家族在北宋中后期开始便已没落,娄氏、柳氏则是北宋中后期逐渐兴起的家族。这些家族的兴衰沉浮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他们面临着激烈竞争的社会与动荡和安宁相交接的国家背景。从科举的角度来观察宋代秀州地区的社会流动程度则可以发现：当时秀州地区应该有近三分之二左右的登科者没有显著的家族背景。例如在这些望族之中的嘉兴娄氏、陶氏等,也是由一般家族或者豪族经过相当努力终于成为当时的地方望族。所以说这其中很多是新兴起的大家族。而从望族官户地位维持时间的长短来看,一个家族的发展显然深受像科举制这样较为开放与公正的国家制度以及国运沉浮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族人寿命和智力等个人不稳定因素和秀州当地不成熟的宗族建设状况影响。因此说望族的维持相当不易。从宋代秀州望族群体的婚姻特征中可以看到：以科第家族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的择婚取向遵循“门当户对”以及“地缘便利”的原则。尽管像表亲婚以及世婚制这样的婚姻形式在望族婚姻之中仍旧多见。说明这些家族似有意要达成家族之间的联结以达到相互扶持的目。不过从家族婚姻择取的转向以及婚姻圈的伸缩变化中可以发现：宋人婚姻关系的缔结仍旧离不开以上两大原则。秀州望族与苏州士人、望族间缔结婚姻关系相当多见。这是秀州望族婚姻的一个地域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地缘的缘故,同时也是因为苏州固多大家有利于秀州望族婚姻的择取。这实际也是婚姻缔结两大原则的最优结合。望族婚姻的择取客观上有益于其家族地位的维持。但如果从他们主观择取的原因来说更应是因为“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这是一个跨时代的间题,是一种人类文化的体现。对于秀州望族与社会变迁的层面来看：宋代地方空间中存在有如“桥道”修建等地方性的责任漏洞。地方政府需要以地方望族、寺院为代表的地方力量支持其对该地秩序的维护。正因如此,望族有机会去抓取这些空间的主导权,进而为地方社会作一些贡献,也为其自身树立地方威望。这种表现与趋势在以祠庙、寺院为代表的信仰空间以及公益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中显得较为明显。秀州望族在与地方社会在这些社会空间中的互动也显得较为活跃。同时从史料的解读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秀州地域之内华亭县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一则其地相较于其他三县而言“水利任务”更为繁重而突出。二则华亭的民间信仰与“崇佛”更为繁盛,而民众对于地方教育的态度则显得不太积极。而恰恰华亭望族对于地方公益事业的参与显得更为积极。由秀州望族群体研究中可以发现,秀州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地域中心”。正是因为华亭在秀州特殊的地位与地域个性,使得其地在进入元朝以后得以迅速成为一个单独建置的行政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