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新管理主义席卷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大学为提升教师学术工作质量、竞争力和知名度,引入“非升即走”、量化评估、绩效薪酬等基于表现主义的教师评聘制度,重塑了大学教师的学术工作。本研究立足高校教师评聘制改革的实践背景,选取我国某“双一流”高校S大的18位青年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访谈调查初任青年教师如何感知与回应教师评聘制度改革。此外,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与共同体理论解释不同类型的青年教师学术行动选择的背后逻辑与产生机制,以洞识当前教育改革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为化解危机提供良策。研究发现,成长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青年教师熟知教师评聘制度的表面文本及背后的政策内涵,但因反感僭越学术逻辑的评价方式与控制性的外部考核而对制度的认同程度普遍不高。青年教师所处的特定的人生与职业阶段决定生存需求是所有青年教师首要且未被满足的重要利益,这构成教师学术行动选择的直接驱动力。组织通过提供稳定教职满足教师维持生计的基本物质需求以及追求学术自由的职业安全需求而对青年教师产生了普遍激励,遵循考核要求的顺从行为成为教师的主流选择。事后监管的绩效评估模式对教师如何达标不做硬性要求,因而在如何顺从这一问题上教师的行动产生分化。青年教师的资源特征与总量影响他们的顺从程度,由此展现出差异化的理性选择。谋求生存的权宜者具有生存主导型利益,由于自身资源不足展现出以生存理性为特征的高度顺从行为,并通过自我合理化重新赋予这些行为合理的意义。先生存后发展的变通者具有生存优先、发展置后的利益特征,受制于有限的资源不得不遵循“生存理性”先于“发展理性”的行动逻辑,展现出中度顺从,并且以资源作为中间的传导机制实现二者的过渡与转换。生存发展兼顾的协调者与能力出众的超脱者均具有强烈的学术信念和低度的生存需求,前者由于资源总量不足,在遵从制度的同时通过变通政策、提高自律、时间管理等方式寻找个体空间,展现出以效用理性为特征的较低程度的顺从行为,后者凭借丰富的资源拥有更多的学术自由,展现出以效用理性为特征的低度顺从行为。由于高校过于重视金钱的激励作用,对青年教师基本的生存保障构成严重威胁,且未提供充足的可供青年教师长远发展的资源,使得所有教师在理性计算下被不同程度地卷入达标竞赛中。教师个体的理性并没有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反而使教师产生职业倦怠,失去从事教育工作的意义感,高等教育学术繁荣的背后是原创性不足、学术灌水和造假等“社会失范”问题层出不穷。为积极推动权益者、变通者与协调者向超脱者转换,本研究提出深化落实教师评聘制度改革;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制度建设;引育并举、减轻青年教师生存压力;健全人才聘用机制,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开放性与流动性等措施。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经济理性”替换为“生存理性”与“效用理性”,更加符合青年教师的职业阶段与职业特征。透识与洞见了作为学术场域中“弱者”的青年教师隐蔽的协调和抵制策略,挖掘了教师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并用“依附式自主”予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