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而贵州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中的一部分。因此,本文通过对学缘视域下的贵州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表明贵州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方面是嵌入在民国教育格局中的,另一方面是中共贵州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学缘关系密不可分,且中共贵州地方党组织也利用这一关系传播马克思主义。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缘视域下的贵州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1919-1935）进行阐释。首先,根据历史的发展轨迹,阐明贵州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渊源,即从启蒙到救亡的转变。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身到救国救民运动中,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时马克思主义便随之开始在贵州地区传播。而贵州地区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在1915年便开始了,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省范围内的传播。但由于当时贵州社会的特殊性、复杂性,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贵州地区达到传播效果,但促进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一批经过救国救民运动锻炼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在重新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藉此,新式学校为贵州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传播基础,而各类新式学校又促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不同。其次,在外求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因其知识的积累、阅历等变得有一定的声望,他们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及熟悉乡情的优势,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具有地利之便,同时利用学缘关系寻找同气相求、一拍即合的伙伴,成立中共贵州地方党支部。林青等人回乡革命也是充分的利用学缘和地利的优势来迅速开展工作,建立中共毕节党支部,并通过“草原艺术研究社”面向群众,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草原艺术研究社”的大多数成员来自毕节中学及秦天真在隔壁办的男女中学班。除此之外,他们转战贵阳时,也是利用了学缘关系打破人际关系壁垒,通过在贵阳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的一批进步关系,很快成立了“九人工委”这一全省性领导组织,建立高家花园等秘密联络点,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和小组。事实上,他们还利用学缘关系,进入黔军军队开展工作。最后,在中共贵州地方党组织建立前,贵州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大多是通过进步教师团结、培育和带动学生;进步师生带领家庭成员;进步师生利用结拜兄弟、姐妹等形式团结进步人士;进步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进步教师在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兼课、演讲等传播马克思主义。当贵州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党组织勾连起来后,核心成员利用学缘关系迅速打破人际关系壁垒,整合在此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通过党组织分别在有条件、有活动能力的学校组织秘密读书会、文学研究社等传播马克思主义。后又通过个人及党组织关系的活动,吸引了其他因党组织关系被破坏而转入贵州的党员重新加入。他们分头利用自己的关系,分头找公开的社会职业掩护并进行传播活动。通过分头寻找社会职业,也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党组织的力量分散到全省,乃至少数名族地区,不在学校辐射范围内等地区,籍此达到马克思主义在贵州地区的传播效果,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