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早期与中期书家所作隶书，面貌多较为相似，而到了明末清初，隶书面貌较前人有了明显的变化，且风格更加多样。本文主要以文徵明、王铎、傅山为例，对明代中期至清初隶书的嬗变进行探究。首先，从风格面貌上来看，文徵明隶书主要取法魏晋，略受唐代与元代隶书影响，王铎隶书多取法东汉《曹全碑》，傅山则接纳了更为广泛的汉隶，风格多样;其次，从对隶书的观念、认知来看，文徵明认为作书须有楷书根基，并将魏晋隶书识为“汉隶”，而王铎、傅山则认为作书须以篆隶为本。这三位书家隶书面貌和观念的相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中期至明末清初隶书的嬗变，相异和嬗变的原因来自多方面:第一，文化、学术背景的不同。明代中期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文人热衷于行草书创作，对隶书的兴趣未见起色，清代初期金石学、考据学兴起，导致书家对隶书饶有兴趣;第二，所见碑刻和审美取向的不同。文徵明以“折刀头”的魏晋隶书为极则，而明末清初汉碑的大量出土，为王铎、傅山探究汉隶、追溯古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第三，书写功用和心理的差异。文徵明隶书多为应师友之请而作，庄重恭敬，故更趋规整严谨，王铎、傅山则多遣兴之作，抒发性灵，故更显书写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