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是西方国家使用武力强迫及清政府软弱投降的结果，这是学术界传统的观点。但如果将此模式对照同治朝条约，就会发现许多用传统观点解释不通的历史现象。　　本文以同治朝条约为研究对象，但主要不是对条约签订过程作历史考订，也不是从法律层面对条约进行研究，而是试图破除概念化和程式化的观点，通过研究同治朝条约签订过程中的直接影响因素，从同治朝这个历史断面，从同治朝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体系的重要一环，来发掘近代中外条约表象后的复杂原因，揭示近代中外条约的发展轨迹，探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体制的变迁和中国近代外交的是非成败。　　同治朝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在条约签订中外国武力已基本退居幕后，改变了此前西方国家使用武力强迫及清政府软弱投降的单一立约模式。同治朝条约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对外关系的角度考察，主要是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延续和扩展，同时朝贡制度和国际法也分别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由导论、正文五章和结论组成。正文首先阐明同治朝条约的特点，分析条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三大影响因素。接着阐述不平等条约制度、朝贡制度和国际法这三大影响因素分别对同治朝条约的具体影响。最后阐述三种影响因素在同治朝以后的发展及其对条约的影响，并论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等方法展开论证，意在揭示尽管外国武力是近代中外条约的决定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有时也不是直接的因素，在外国武力之外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决定性的、全局性的条约往往是西方列强使用武力的结果，而非战争条件下的条约更多的是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延续和扩展;朝贡制度和国际法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有一定的牵制作用，但在西方国家实力以及不平等条约制度占优势的总框架下，清政府固守朝贡制度，不能实现外交近代化并有效运用国际法，也是使不平等条约体系越来越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