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人不仅和其他生命形式一样都遵循着生物性进化规律,并作为其成就而存在,而且还在原来那种动物本能的反映方式上,演化出了一条依赖于后天的习得行为而生存的非生物学的或超机体的进化道路,正是这一特殊的进化过程,使人实现了从动物本能世界中的自我分离和提升,并真正赋予了自身作为文化存在的人的本真意义.而人的本真意义的表达,并不仅仅在于人通过单纯的文化进化过程获得某种独特性,以区分和表明自己的外在特色.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自主的文化进化,不断实现自身超越,实现作为文化存在的生存方式的最大限度的合理化.显然,作为人类文化的核心伦理道德的进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标示着人类文化进化的程度,并进而通过对人类文化进化的其他成果的系统性协调,及人类对这些成果的使用的理性化约束和限制,标示着人作为文化存在的自决程度以及人的本真意义和类本质彰显程度.因此,在考察一切关于人的生存的理论和实践方式时都必须把人置入生物一文化模式,对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全面认知.任何一种单方面的盲视和忽视都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全面性破损和人的本真意义的失落和遗忘.生态中心主义基本理论困境的根源就在于仅仅把人局限于自然共同体,只考察了人的生物性,而忽视了人的文化存在的意义.在自然共同体中,人只能以单纯生物性身份出现,采取本能式的生存方式.而人类中心主义正是本能式生存的观念存在形式,在此意义上,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论证就走向了其反面,或者说,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真正被拒斥.因此建构在生态中心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生态伦理,也必然会延续有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因素,"中心情结"的存在就是其表现.显然,在这里人作为文化进化的物种而获得的超越动物本能和自然天性的类本质,被强化的本能式生存异化了,人的本真意义在异化的途中失落了.综上所述,要真正走向科学的生态伦理,消除生态中心主义理论自身的悖论性,为生态伦理提供合理性论证,就必须充分认知人和道德的进化论内质,把生态伦理的合理性论证建立在科学的文化进化基础之上,重新找回曾经失落于生态伦理论证过程中的人的本真意义,从而实现生态伦理的建构和人的类本质的彰显过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