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时，发现今天的学者们更多的将视角放在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分析上，认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其原因主要是外在的政治压力与社会的不成熟性，也有注意到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对政治变革施加的压力，却少有人注意到西方概念在引入中国时所发生的转化，以及这种转化对当时中国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作为外来的思想的“自由”概念，在引入中国过程中经过与中国现有情境结合、转化与创新，中国的自由与原初意义的西方自由已经具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于积极自由的提倡以及对于消极自由的淡化和忽视使得中国的自由在理论上具有缺失，自由本身不具有完整性;中国的自由将民主、平等、民族等诸多价值观念融合起来，承载了过多的价值意义，与自由的本意相比具有脱离的倾向，已经不完全是纯粹的自由。这些问题值得考虑却又长期以来被人忽视。　　通过对严复翻译密尔《论自由》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人在引入自由概念时恰恰忽视了或淡化了消极自由方面。黄克武在严复身上所发现的这种对西方概念与中国现有情境结合、转化、创新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很具有普遍性。如何将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化和创新与现实政治的变化结合起来，来考察这种转化与创新对于当时中国政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相当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在这篇论文中，我想尽自己的能力来做这种探讨。　　本文对于自由概念的分解，建立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基础上。以“积极自由”概念为视角，考察西方思想在引入中国过程中所发生的与中国现有情境结合、转化与创新的问题，分析这种结合、转化与创新对于中国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转化与创新对于自由主义的反作用。　　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本文所运用理论的界定。本文中的自由概念主要采纳的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的观点。认为自由是对于人的一种状态的探究，在这种状态下，一些人对于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应该减至最小的可能限度。自由的原初意义在于，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正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希望尽力趋近但却很难完全实现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对伯林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分别做出的阐述。消极自由要求人类的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或者说是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使人的本性不至于被贬抑或否定。在这种意义下，自由都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即在变动不居的，但永远可以辨认出来的界限以内，不受任何干扰。而积极自由源自于个人想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期望，认为自由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并进而指出积极自由对中国二十世纪初期政治进展影响巨大的四个主要方面。本文主要是在以上积极自由原则的指导下，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进行梳理，以解释其变革发展的原因。　　第二部分主要是考察近代西方自由概念在中国的转化与创新问题。通过对自由主义在引入中国过程遇到问题的考察，指出自由主义概念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概括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由主义在引入过程中与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天演论》中所宣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以及当时中国所面对的窘迫境况对于积极自由观念的刺激;由于启蒙的时间差，再加之中国自由主义者在积极自由影响下认为自由、平等、正义等美好的价值，都是内洽、相得益彰的，可以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同时予以实现，所导致的自由与民主、平等思想在中国的结合问题。　　第三部分阐述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自由具有可以培养出独立的人格和有利于每个人才智的充分发挥的功能，而这是为达到国家和种族的强盛所必须的。因此，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意义的解说中，大多强调的是自由与个人能力的关系，自由成为激发个人能力与活力的驱动力与力量之源。这样一来，自由主义便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国民性改造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国民性改造运动与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密不可分，所以，自由主义又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脱不掉干系。遵循积极自由的理念，认为个人自由只有在民族与国家这个更大的范畴内才具有意义，将民族自由置于个人自由之上，以此来化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积极自由认为存在一个惟一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一切人类价值追求。在中国，民族主义恰恰充当了这一标准。民族主义凌驾于诸多政治原则之上，成为政治行为的最高乃至惟一标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便陷入到受民族主义制约的境地中，致使国家超于社会和个人之上，个人自由成为实现国家生存、富强与民主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最终追求的目标与价值，个人在国家这一大前提下失去其本有意义。俄国十月革命后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宣传，使中国革命被纳入世界革命体系之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强烈释放，另一方面，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巨大发展，对此后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本文是想在目前解说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政治急剧集体化转向的原因之外，另寻一条解说路径。我不想否定原有解说所提到的要素对当时中国政治的影响，同时也不想夸大我将在文中提到的因素的作用，我只想丰富关于过去历史的解说，以便更贴近于复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