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弗兰克·J·古德诺(Goodnow)将国家职能分为政治与行政两类。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逐步发展以及民主程度的稳步提高，该观点曾一度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与批判。但是，从积极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无不昭示着政府行政执行力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反观我国，由于法制建设程度尚不健全、各级地方之间存在突出的“地方利益”、政府部门政策执行理念淡薄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制约，使得我国县级政府执行力凸显整体水平不高的尴尬境地。替代性执行、机械性执行、象征性执行、附加性执行以及选择性执行的现象时有发生。县级政府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它们的执行力水平直接关系到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因而，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能力与水平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非常显著的应用价值。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主要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运用瑞典学者汤姆·R·伯恩斯(Tom R.Burns)分析经济与社会变迁的ASD结构化模型，在湖北选取若干具体县市，从公共政策的行动者、制度环境以及文化积淀等三个维度，系统而全面阐述了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现实状况、制度障碍、形成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本全文涵括绪论、五章和尾论三大部分，其中，五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　　 绪论是本文的引论部分，是第一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问题的背景、选题的缘由、研究意义，界定核心概念、就前提性的理论进行论述，同时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第一章至第五章是本文的第二大部分。这部分主要根据ASD模型，先对互动中的县级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进行了分析；随后从制度与执行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论述了制度系统因果关系力；紧接着从环境与执行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之间揭示了环境系统因果关系；然后探讨了政策工具与公共政策执行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提出了优化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结构的对策建议，具体展开如下：　　 第一章系统地阐述了县级政府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行动者。本章首先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者进行了界定和释疑，在此基础之上，从行为逻辑、运行规律和特性等三个层面提出了县级政府互动行动者的应然希冀。然后，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有针对性地揭示了当前我国县级政府行动者的实然状况；并深刻挖掘了造成实然状况的深层次根源；最后从破解科层制结构、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加强政策宣传以及培育第三部门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制度与执行之间的制度系统因果关系力。本章以政府生态学的视角，从制度规则体系所包含的执行结构、执行规则、执行方式、绩效考核等几个方面，在对湖北省三个县的调查基础上，分析县级政府制度规则体系的现状、与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机理，探究政策执行的制度保障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在制度系统与执行环境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因果关系力关系。　　 第三章以湖北省三个县年鉴分析与深度访谈为基础，从县域政治环境因果关系力、县域经济环境因果关系力、县域文化环境因果关系力、县域社会环境因果关系力等四个方面，探析环境系统力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本章首先阐述了环境因果关系力形成的互动机理：然后从县域行政生态的预警探讨了嵌入式互动模式的可行性；进而从政治环境要素、经济环境要素、文化环境要素以及社会环境要素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行动者如何与环境互动的可能性；最后，提出了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环境进行有效互动的对策建议。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政府工具与公共政策执行之间的关系。本章首先介绍了政府工具的概念、分类和特点，并分析了影响政府工具选择的相关因素，并提出了政府工具与政策行动者之间进行调适的构想；其次，运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当前我国县级政府运用政府工具的实然状况；最后，以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为案例，系统地阐述了县级政府调适政策工具的可能性与可行的相关路径。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的结构优化。本章首先将价值取向与政策认同作为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结构优化的基本前提；然后，从行动者的相互平衡以及制度规则的互动调适等两个维度论述了政策执行结构优化的现实路径；最后，本文还认为，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的结构优化还必须依赖于技术系统的流程再造，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的电子政府建设。　　 尾论为本文的第三大部分。主要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整体性梳理和总结，并对本文的未来研究进行了预期展望。本章认为，以ASD分析模型来看，我国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水平和能力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政策执行的行动者得到不断的优化，政策执行的配套制度得到不断健全和完善，政策执行的环境得到不断的改善。然而，通过系统研究，本文也发现，当前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与行动者、配套制度以及执行环境之间，还存在诸多需要磨合与完善的地方。最后，本文大胆预测，未来学术界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的研究将着重转向“如何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如何建立健全科学的政策执行评估体系，如何启动政策执行的问责机制”这三个重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