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探讨的中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最终确立，是中国国家现代化问题或国家转型问题中的一个关键研究议题。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地位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前的一系列中外互动中最终确立下来的。因此，作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用这个时间段内的中外互动史实来验证这个论断的真确程度。本文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国度（即一个由领土、人民和主权政府构成的政治共同体），主要关注国家的对外方面，并聚焦于国家的主权地位。本文的考察重点有二:一是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的作为“最高权利”的法定主权，或国家主权的司法属性方面;二是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互动情景中体现出来的作为自主性的主权状况，或国家对外主权的经验属性方面。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基于理解的解释，力求回答的是中国在何时以及如何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的问题。　　本文一共五章。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从主权国家发展史的高度分析了中国成为主权国家的宏观历史背景与中国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接着又把公认的常识（即中国于1949年获得民族独立）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作为前提，推导出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可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完全主权地位的国家这样一个核心假设;然后通过对国家、国家属性和国家主权的概念分析和理论探讨，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重点和分析进路;最后阐释了论题的性质，并据此提出了基于理解的解释这一基本研究方法。在第二章中，作者首先充分地介绍和评析了关于中国于何时以及怎样进入国际社会的三种既有的学术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分歧;接着通过比照、辨析和讨论，详细地探究了本文的基本观点与先前的见解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然后批判了在主权国家生成问题上的“欧洲中心论”，揭露了这种思维定式所导致的价值缺损、价值扭曲及其在历史认知上的盲点和不足;最后提出了关于中国如何成为主权国家、如何进入国际社会的一些新的看法。在第三章中，作者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实体，考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五个中外互动实例，并通过案例叙述与分析做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法定主权地位已经确立的论断。在第四章中，作者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国际政治中的自主实体，集中考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三组中外互动实例，并通过案例叙述和分析形成了中国在与主要盟国的复杂互动中已经体现出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具备的自主性的论断。在第五章中，作者总结了研究过程，提炼了学术见解，讨论了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议题。　　作者在本文中提出的学术见解有:第一，中国成为主权国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但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地位的确立则主要是在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的一系列中外互动中完成的;第二，在这个时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的主权，不只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是实质上的——它享有通过国际社会交互承认的作为“最高权利”的法定主权，而且在国际互动中显示了与普通主权国家一样的（如果不是更为充分的）自主性和影响力;第三，中国所进入的国际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以欧洲中心的国际社会，而是一个中国积极参与构造的在力量结构、规范基础和组织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新的全球性国际社会;第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成员的方式是一种主体性非常突出的“进入”甚或“闯入”，这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融入”，也不同于由别的主权国家按照起源于欧洲的“文明标准”的“纳入”。　　作者愿意相信，本文的这些见解，对于推动中国国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对于激活相关的学术讨论和争鸣，都是有意义的;同时，本文体现的不受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界限的隔绝，紧紧围绕论题展开独立思考的趣向，对同类论题的研究者也可能具有或多或少的参考与批评价值。